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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 先解释一下“好”字音为(hà)。
写这篇文章,来源于《酒谱》之内篇《酒之事》。皆因笔者也是一个“好”酒之人,起因不明,此话虽然不明,但实则却来之有因。少时家境不佳,家人也无人有好酒之人,因而小时候没机会饮酒,却喜欢自家家酿的“醪糟”(ázā),换做数百年以前或许也可称为“饮酒”了。其实大部分原因是当时没现在的经济条件,除了三餐之外也没什么可调节口味的,糖果一类大概也仅在每年春节能得偿所愿的有一点点。所以每每醪糟不是家里做菜和早餐用完,一半都进了我的腹中,或许因此物在家人眼中不算“酒”,也未对此过多反对,渐而基本对醪糟中所含酒精忽略不计,权当换口味和饮料,此大概算作是笔者好酒的先兆。
《酒之事》中所载历代好酒之人的趣事,对比当下,也算是能有一二,唯先贤已去矣。《诗》云“有酒湑我,无酒酤我”而孔子不食酤酒者,盖因孔子当乱世,恶奸伪之害已,故疑而不饮也。虽然身处乱世,不敢在外随意饮酒,但孔子对于酒的爱好可见一般,并没有因为怕别人谋害而不喝酒。孔子这样的担心在目前和平年代是不会出现了,用酒毒死人难逃高科技的辨别。但孔子的爱好却同当今不少好酒者一样,非是不喝,只是自己有自己的喝酒原则,在原则范围内连孔子也会“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饮此湑矣。”
有先贤之例,饮酒应该有一个原则,放在当代社会,首要是不违法,不管是政府机关的禁酒令还是法律条文的饮酒后的限制行为,都必须是要谨记在心的。而与友人团聚、欢庆时刻、家族大事乃至国之大事,势必当以“酒”而和之,方无缺憾。酒可助兴、也可排忧,既可提升豪情,也可增添情趣,适可而止为佳,畅饮开怀视为豪放。
我们经常在典籍中看到古人豪饮,记忆最深的,莫过于《水浒传》,是个汉子吃个饭都是几斤,其实是量化标准和酒精度的关系。古时一“石”(dà
)等于十斗。一斗合十升。汉代一升相当于现在的200,且酒精度很低,类似于现在甜酒的酒精度,所以来上几斤对于当时来说并不算什么。白居易曾说“户大嫌酒甜,才高笑小诗”这里的“户”指的是酒量。意思就是说酒量大的人嫌酒太甜,少了酒味。而后来的“酒露”才接近于现在的白酒,而根据我国的浓香型白酒标准,25%v的白酒已经算是低度白酒的极限标准了。最早的“酒露”具体多少酒精度不得而知,但肯定连目前的最低标准也很难达到,所以也可以理解古人为什么是个汉子都能豪饮的原因,也才有我们看到的英雄们端碗一饮而尽,一碗接一碗的豪情壮志场面。
因饮酒而避祸、惹祸、避世、入世之人古而有之,比比皆是。
最早记录因酒而避祸的当属“商”朝的纣王的叔父“箕”子(ji&nbp;zi)。纣为长夜之饮而失甲子,问于百官,皆莫知,问于箕子。箕子曰“国君而失其日,其国危矣;国人不知而我独知之,我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箕子这番言论是保全自己,身为一国之君,整日放纵的饮酒而忘记了时间,向百官询问,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结果。既然大家都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我又何必要知道呢,所以别问我,那样我会很危险的。于是推脱说自己喝醉了,也不知道。同样纣王也应证了大禹当初所言,后世必有因酣酒而误国之人,也给了推翻商朝时周武王讨伐的理由之一。
而避世、入世最广为人知的当属“陶渊明”大家都记得他的归隐和“桃花源记”,可实际上与他相关的“白衣送酒”的故事也说明好酒的他,虽然对时态不满,但对于有人借酒与他相识却没有一点反感。陶渊明一生屡隐屡仕,最后一次为了生计出仕之时,《宋书·陶渊明传》记载“陶潜为彭泽令,公田皆令种黍。酒熟,以头上葛巾漉(u)之。可见陶渊明好酒急切到什么程度了,居然用了自己的头巾来滤酒。也不想想头巾脏不脏!公田三顷全种植可以酿酒的秫(hu)稻,在妻子的一再抗议下,才分出五十亩种普通的秔(ji
g)稻,桩桩件件趣事,实在是令人汗颜,我辈之人岂能比之。
从魏晋时“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隋之王绩(字无功)、唐之李白(字太白)、宋之陶渊明(字元亮、潜)比比皆是的好酒之人,正因这些个好酒之人才有了酒而好事,后世才有了一睹当日风流之机。
由此而可见,好酒非是怪癖,历代均有好酒几近痴迷疯狂之人,也不乏好酒成就传世经典事件、经典文学之人。仅以此“酒而好事”与君共勉,不求好酒成就好事,但求好酒不误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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