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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篇既讲“君子”做事的诀窍,又讲“君子”之德的道理。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乾乾”原创是“健健”,即刚健自强不息之意)。此句的意思是:君子不仅整日自強不息,发奋有为;而且夜晚要心存警惕,好象有危险发生一样,才没有害咎。

这是《周易》给“君子”讲述的政治诀窍,是为“君子”提供治国理政的政治经验。在《周易》时代,是“君子”共有的天下。即邦国林立的天下,已是诸侯争霸的时代,西周王室已名存实亡。讲“君子”之道等同于君主之道。因为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都是君主。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的地盘其先都是分封来的,是周族创立的天下,这些国君就是周君之子国。所以大大小小拥有封地的主人,都是“君子”(即先君之子)。那么,那时的天下就是“君子”共有的天下。《周易》所讲的“君子”之道,也就是讲给那些大大小小的拥有封地的国君(君子)们听的。也可以说是讲给列国之主听的。在《周易》作者眼里,“君子”修德是达到安邦治国的一种理想的有效途径,也是向往”君子”共治共享”天下”太平的途径。

《乾》篇里的以龙喻君子就说明了这一问题,从潜龙、见龙、飞龙、亢龙。这几个不同的阶段过程的论述,实则是阐述的君主之道。但从龙的几个阶段发展变化,又赋予上君德。

《乾》篇最后里的“群龙无首吉”(都不争做领头或者不充当领袖人物,吉祥)。体现了作者向往的是“君子”共治的政治理念。因为“君子”就是大大小小拥有封国封邑者。这些“君子”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那么天下岂不太平了,所以《周易》里的“君子”是背负着政治的重任,是通向天下太平的枢纽。所以《乾》篇里讲的“龙”道变化,就是给“君子”讲述政治之道上的君道诀窍。而“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即“君子”应时刻警惕、反思,自我完善,即完善其“道德”成为安邦治国的一种政治资本,若一旦没有道德的完善,将失去治国安邦的资本。先儒建构的“君子”之治的成败,以“君子”的道德性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根本。这正是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及差异。西方政治哲学是从制度政体上阐述治国的道理,而中国的古代先哲总是一成不变的或者一脉相承的从政治主体的“道德”上,反复无穷的论述统治主体完善其“道德性”,而达到天下治理的向往。以为这样的“君子”才能善待其子民,天下才能太平。这就是特重主体(即统治主体)的“道德性”,而从不思考政体的建设性。中国古代哲人所提供的思想,也只有王者之道。后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的思想者,也只能反复的去注释先秦的那点本属政治干预之下的所谓“经典”了。“注经”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的唯一思想源泉。道德治国实际是非常苍白的说教。“道德政治”与“政体政治”哲学正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也正是民主与制度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必然结果。

《乾》篇里对君子的论述:“每天努力不懈的进取,而时刻又要警惕自省,这样做就没有害处”。除了对君子讲自我修省,再没有什么政治主张了。把治国的好与坏寄希望于“君子”自我修省(即“道德自律”),单靠统治者修德自省的这种软性去约束而希望达到政治上的有为,那无疑于是政治上无奈的自慰。如果君子不去受那种软性的道德说教去约束自己,而是贪婪残暴,又如何是好呢?自我完善又不能,警惕自省又不会,克制约束自己又不愿,那又如何是好呢?古代的哲人们,从不去思考这些问题。让统治者(“君子”)以修德自省而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现,而对统治者的压力只多是“功业”上的好坏成败的说教。却没有来自体制程序上的实实在在的制约。这正是我们的古典政治哲学,一开始就存在着政治学说上的缺陷。这种缺陷,正是东方文化的特色。这与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提供的政治思想的对象不无有关,中国古代的哲人从来都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为统治者提供安邦治国的政治经验。而不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去创立政治学说。《周易》一书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哲学,自然是站在“君子”的位子上为“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之“道”。为“君子”提供政治经验,也只能是历史上的成熟经验,即修德爱民,才能保着“家”、“国”不败的经验之谈。《周易》哲学可说是奠定了儒家的道德政治哲学的基石,即开了一个先河。先秦的政治哲学把“君子”(统治者)的道德性建设,变成安邦治国寄希望的不二法宝。可这“君子”之治,并没有走向天下太平,和“家”、“国”的长治久安,而是列国的征伐不断,最终却走向王权的天下。这也是从《周易》开创的儒家道德人治之先河,而最终结下了一个专政理论之恶果——《系辞》。《系辞》终于为帝王的建立而寻找到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天经地义”上的理论依据,来为王权铺平道路。

中国古代的哲学无论先秦的“君子论”或是帝王时代的“君主论”(韩非子开“君主论”之先河)。都是古代的哲人(思想家)为统治者提供的统治谋略,而不是站在人的角度上论述政治权利与义务的政治思想,这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是不同的,才有了中国古代几千年一脉相承哲学体系,即“道德政治哲学”。这道德政治最终成为苍白无力的政治说教,而这种“道德政治”学说,也最终成为前后封建统治者统治愚弄百姓的不二法宝。

《周易》里的“君子”之为就是政治之为,“君子”之道,就是政治之道。这在《周易》一书里已构建出“君子”之治这一政治理念。在《周易》一书里的“君子”之论,无疑是对君子之治讲述的政治谋略与道德性建设的政治学说,是希望“君子”通过政治经验取得与“道德”完善,以实现“家”、“国”之治,而达到“天下”太平之目的。

《乾》里讲述的就是一种君“谋”与君“德”,即君子之道。而《坤》里已然是用比喻象征来寓意政治道理。通过牝马柔顺与大地生养万物的道理,让“君子”仿效牝马与大地所蕴含的美德。正如《大象》文里引申出的那样“君子以厚德载物”。即让君子去效法大地,胸怀宽广,包容万物那样,才能承载着政治(即治国安邦)重任。这里的“君子”就是指在位者,“君子”含有美德,才认为能实现政治抱负,即达到国家之治之目的。《坤》篇讲的道理,正是给“君子”讲述的,通过对大地美德的歌颂,来启迪君子以效法大地的那种生养万物的涵养。又以牝马的柔顺之美来启迪“君子”要柔顺与谦和,目的使君子拥有一种美德,以达到政治目的实现。《周易》里的君子之道德性,同样是个政治内涵,而不是做普通人的道德观。若针对每个人而言,那么道德修养则具有普世价值,可《周易》里只是讲“君子”之道德,是为了安邦治国之目的,说白了是为统治者,讲述的统治谋略。

在《师》篇里讲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国,小人勿用”。这“小人”正是与“君子”是个对立的血统身份上的概念,而不是指没有道德修养的人。这里的大君是指天子或王。“大君颁布命令,给分封诸侯和公卿的那些有国有家者,而没有身份的劳动者(小人)是不能享有的”。开国承家者只能是有血统的身份的宗法等级体系,而劳动者(小人)是没有份的。

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宗法制是氏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制度观念。是以父亲血缘维护家长世袭权力的传统。围绕着家长,按血缘关系的亲疏尊卑,确定他们在家族或宗族中的身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氏族血缘关系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巩固。族权与政权合二为一,宗权与君权难解难分。

而到《周易》时,“君子”已泛指拥有“周”的封地的在位者,即整个西周的贵族统治集团成员,自然是不包括被统治者,即“小人”。

西周确立了这个血缘分封等级统治秩序后,哲人们就无疑从理论上完善这种体制,这正是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体现。《周易》作者确立了“君子”这一政治理念,即赋予了“君子”的政治内涵。无疑是对在位者,即对统治者做出的理想道德品格预设。把统治者的治国行为上升到一种道德理想化,才有了先秦儒者对“君子”这一政治概念的反复诠释。也正是《周易》构建“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君子”成为先秦儒家理想中的治国安邦的承载者。《周易》的“君子”,又不同于帝王家天下的“官”,也不能认为是周朝的君王,而是整个维系着分封“天下”的那种血缘等级秩序的贵族统治集团成员的一种身份角色,即分封制里的“有国有家”的在位者。这是《周易》一书里“君子”的特质。因西周三王之后的诸侯已经开始各自为政了,周王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故《周易》所向往的是“君子”共享,共存,共治天下。《周易》里就是讲这种“君子”之道。这正是体现在“乾”篇中的“群龙无首,吉”的政治思想。君子就是对这整个周王朝的统治集团来说的,正是那个宗法制的宗族天下,是一个宗族式的利益集团,“君子”既是享有利益的统治集团成员,又是肩负着维护集团利益的角色。《周易》一书构建的“君子”这一政治概念,正是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性。

《周易》一书中讲述的“君子”,归根结底是给“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周易》作者希望的是君子共存,共治,而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

《周易》在论述君子之道时,自然给君子赋予了种种的政治内涵,即君子如何的去安邦治国。君子遵循什么准则去治国安邦。《周易》并不像西周初所建构的“以德配天”的治国理念。而《周易》作者为“君子”(统治者)设定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最大的是“有孚”思想的构建。“有孚”作为“君子”治国安邦遵循的最根本的行为准则,是贯穿着“君子”之治以“民本”(即有孚)为政治核心。

《周易》一书产生的时代是在西周后期,也是西周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作者向往的君子治国,正是希望那些有国有家者(君子)共同治理好这个天下。即希望西周的整个统治集团成员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共享太平。作者构建出一个政治理念,即“君子之治”,并赋予“君子”治国新的政治内涵。

正是《周易》作者构建了君子的理论体系,突破了西周初“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周易》里政治核心是“以德配民”即“君子有孚于小人”的政治内涵,正是《周易》作者想力挽西周社会衰败,即诸侯争战局面,希望“君子”之治遏制时局的混乱,以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而《周易》构建出了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即君子之治。是让整个统治集团成员(君子)担当起安邦治国的责任,共同维持氏族家天下的社会局面。然而,《周易》一书的政治理论并没有挽救西周氏族“君子”共治“天下”的局面,君子之治的理想并没有实现,西周的分封制并逐渐被诸侯争霸建立起的王权下的官僚体制所取代。《周易》一书的本义既被遮蔽,也被淹没在王权理论和神秘主义思想的尘嚣里。《周易》一书更被后世,乃至今天被支解的七零八落及面目全非。但无可置疑的是《周易》里构建起来的“君子”理念,对后儒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周易》里建构的君子是个政治概念,其包含着君子治国安邦的一系列的政治策略。这策略包括着政治谋略与行为道德两个方面,用现在的话说,君子应该具有德才兼备的政治素质。即安邦治国的“君子”,是才德兼备型。《周易》哲学体现的是让君子成为德才兼备的治国者,而不是让德才兼备的人选拔成“君子”(统治者),更不同于后封建帝制时代里的科举入仕,这一点我们要明确。也不同于现在在选拔领导干部,倡导的是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而认为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的体现执政为民的原则。而《周易》里的“君子”是个血统身份概念,是继承“有国有家”的统治者。是世袭的在位者。《周易》作者是让这些世袭在位者的“君子”们自我修养出“德才兼备”型的治国者,这是不同时代的两种归路。《周易》作者是让不具备“德才”的世袭在位的“君子”而经过自我修省,而转化为德才兼备的治国者,能更好地“爱民如子”的实现安邦治国。而现在的“干部制度”,是选拔“才德”兼备的人,即把有政治道德素养和领导才能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认为才能更好的“执政为民”,认为不会蜕化变质。

《周易》对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具体表述:即“君子”的“道德性”建设始终与政治谋略纠结在一起。

如《乾》篇无疑对君子讲,既要懂得政治策略,又保持道德性,表述的淋漓尽致。《乾》里从“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的描述,寓意君子掌握政治谋略。而《乾》里“君子终日乾乾,夕愓,若厉,无咎”。这又是给“君子”讲述时刻修省,保持道德性。

《周易》一书既给君子讲述治国谋略(即经验,方法,策略)同时又伴随着道德的完善(即恐惧、修省、谦和、仁爱)。

归根结底,《周易》里“君子”之治的道德性建设,即君子通过道德修养是走向为政践行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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