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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系辞传》又是如何解释《周易》的呢?

《系辞》一文在整个《易传》里的地位非常重要,其重要是在于后封建时期里的典章书籍里所引述称为《易》或《周易》里文句,多是出自于《系辞》文。《系辞》成为后封建社会里《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的产生对后封建社会里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影响远远超过《周易》不说,也远远超过先秦儒道的影响。《系辞》实则成为了后封建社会文化的活水源头,也是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里的文化脊梁。每个时代里的思想家都从所谓经之首的《易》经里的《系辞》中得到那活水的滋养。真正成为帝国二千多年里文化的活水源头是《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尤其是《易》经里的《系辞》文章。但《系辞》已不是《周易》了。帝国时期里的各种文化无不打《系辞》文化思想的烙印,因为那里头有演义不完的阴阳、八卦、太极、道器这些所谓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系辞》大约四千五百字,不足五千言,与《老子》(又称《道德经》)五千言是略少了几百字,但这不足五千言的《系辞》传,正是与《道德经》一文构成后封建社会里帝王文化战车上的内外两轴轮,而驱动着帝国的文化战车永不停息。而在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上,《系辞传》(《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比《老子》一书更占有统治地位。而在帝国时代里所彰显的《易经》(《周易》加《易传》)内涵,正是《系辞》里的文化理念。

我们已知有帛书《易传》,而帛书《易传》里已有《系辞》文章,虽然与今本《系辞》篇幅内容上有出入,但与今本《系辞》思想内涵没有本质的区别。帛书《系辞》里并不排持《易》(即今本《周易》)有“占”的功能,帛书《系辞》里已有了:“《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这说法。既然帛书《系辞》里说《易》有占的一面,还在乎“大衍之数”章有没有呢?若是帛书《系辞》里没有把《易》看有“占”一说,那么有没“大衍之数”章其性质就不一样了。从帛书《系辞》和帛书《易传》里的其它几篇《周易》学术文章中的一篇《要》文的说法岂不是说法相矛盾吗?这是否说明墓主人生前“兼收并蓄”各家《易学》之说,也说明墓主人生前的时期,在学术上还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时期。那时的西汉初期,官方还没有对产生的《易学》进行审定与统一编排呢?帛书《系辞》对《周易》的说法为何与帛书《要》文是个不相同的认识呢,而文章里都是以孔子之说的面目出现而论述《周易》的。细想想《要》文里也有子曰:“吾百占而七十也,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的说法,虽然这句话人们不能正确的理解,给后人同样的认为孔子不也信筮卜的感觉来。孔子又说:“《易》我后其视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说明孔子的《周易》观也是处于矛盾之中。正如《史记》记孔子的那些话:“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说明孔子还没有能够彻底把《周易》一书弄明白,不明白的是史巫用《周易》筮卜的关系。虽然孔子在《要》文里把《周易》一书的性质论辨的非常明确,只能说“我后其筮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你史巫可用《周易》去筮卜,我是从《周易》里求取道德义理的。这说明孔子还没有弄明白史巫用《周易》筮卜的错误证据,也给后人造成一个错觉。孔子虽重视《周易》里的义理,却不能有力的驳斥史巫用《周易》筮之的错误根本所在。

总观帛书《要》文,孔子对《周易》性质的认识,即充分肯定为义理之书,但对于史巫用《周易》筮卜没能有力的揭示与驳斥,做出理论上的阐述,这就存在着一种时代的遗憾和局限。

《要》文反映出孔子在解释《周易》一书性质的明确性,即为义理之书。而对占筮,孔子提倡的是用“仁义焉求者,故卜筮而希也”的办法解决。孔子并没有说过《周易》有“占”的功能,而到《系辞》一文里却把《周易》定性为有“占”的功用,即使《系辞》再多的从义理上解释论述《周易》,但所谓的“四焉”里“有一占”的说法,可与孔子对《周易》的认识观就不同了,其影响也就不同了,《周易》一书的性质就彻底的改变了。

因《系辞》文章的出现,从理论上把《周易》说成有“占”,就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了。无论《系辞》对《周易》说了再多的义理之说,都无法有“一占”而被冲消。这恰恰是《易传·系辞》把一部本是哲学之书的《周易》误读成占卜之书,由此造成后世跟着把《周易》误解为卜筮之书。

《系辞》文对《周易》的理论化,是亦筮亦理的面目出现,分明是帝国时期的产物。到西汉加强中央集权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时,可想而知,帛书《易传》里的《要》文对《周易》一书理性的认识还能存在与保留到《易》经里么?而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这《系辞》即筮即理的说法,才能被帝国认可,而继承保留神道没教的政治用意而保留下来,以教化臣民。而《易传》里那些其它文章本与帝国统治并无矛盾,也正是先秦儒家构建王权思想的政治理论,才能使帝国统治者认为一并保留在《易传》里,和《易传》(或叫“十翼”)一并上升为《易》经,被汉帝国奉为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至于《周易》一书连孔子还没有来得及详细弄明白,只是从概论上说《周易》是义理之书,后来就被帝国的钳制文化政治而扼杀了(即帛书《易传》里的《要》文被埋葬,不传于世)。可想而知在后封建社会里再没有如孔子的那种理性的认识出现,即使想有人说,也只能是遮遮掩掩,说一半,留一半,(如汉朝出现的《易林》一书)这正是后封建时期不能有理性著作的出现,也不能把一部《周易》说清楚的时代所决定了。后封建社会里不需要理性,故才有后封建时期里的“易学”与《系辞》文一脉相承。也与先秦《易学》不相同的发展,才有了象数易(实为筮术的变异)、图式易的产生,越神秘,越玄虚,正是帝国文化的需要。正是《系辞》开创了对《周易》一书亦理亦筮的理论化,才成为整个后封建社会里《易学》文化的活水源头。更被现代学者所认为《易传》是哲学,《周易》是卜筮之书的根源所在。

“从古至今,人们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素有两种对立的认识,一是视《周易》为卜筮之书,一是视《周易》为义理之书的,多是就《易传》而立论。”(廖明春《帛书“周易”论集》)

事实上古今把《周易》与《易传》的称谓给混淆了,现今学者就是这么个认为,即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而《易传》才是哲学文章。现代一些学者,以今本《周易》之名称所论述的哲学思想,而恰恰是讲的阴阳太极那些东西,那本不是《周易》里的学说,而正是《易传》里的东西。以《传》释《周易》,混淆名称概念,使“易学”界打不完的笔墨官私。而没有真正从《周易》六十四篇文章里,阐述其哲学思想的著作出现。现代学者所讲《易传》里的哲学,不外是讲《系辞》文里的那些哲学命题,后封建时期所引述的《易》之文句多出自《系辞》文,从《系辞》文不见于先秦的典章书籍里所引述,反而被两汉时期所引述与重视来看,《系辞》一文产生时代应于秦汉之际,应是帝国时代的产物。从《系辞》文的内容性质来看与帝国的政治并不相悖,而且是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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