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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再从《易传》里的“文言”来看是如何释《周易》的。《文言》在“十翼”里也被通称为释经(指《周易》)的文章。可《文言》只有对今本《周易》里的“乾”与“坤”进行了阐释。古人认为《乾》、《坤》两卦是《易》之门户,这是把《周易》赋予卦学内容后的认识。因为卦学上把《乾》、《坤》两卦卦符号是为阴阳之根基。并认为由“乾”与“坤”的卦画,产生了六十四卦画,这是卦学上的说法而已。“易学”中把“乾”、“坤”两卦看成门户,因“乾坤”又取象为天地,古人认为的是有天地而后方有万物,所以也特有了这《文言》对《乾》、《坤》两卦的解释。
说解释《乾》、《坤》的两篇《文言》,实则如同《象》、《彖》文那样,在所谓解释过程,是发挥与创新儒家的道德教化的新思想。从短短的《乾》篇不足50字,而《文言》一下发挥出八百多字的文章来。而这八百多字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并不能通过这《文言》所谓释《乾》的内容而理解《乾》篇的内容。这就是古人的“释”法与现今的“解释”是个不同的概念。人们看不懂《乾》所讲的是个什么义理内涵,即使有了《文言》还是依旧的不能明白。可以说这《文言》有点借题发挥的味道,即借《周易》之文题,而发挥出儒家新理论。那么《文言》是产生于何时,其性质与《周易》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从释《乾》、《坤》的《文言》里已出现的“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的说法来看。这“子曰”一般认为是孔子说的,但这里并不是孔子说过的话,这里的“子曰”应是尊称,是儒门假托孔子之说而已。从“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来看,与秦汉时期的神秘主义思潮影响有关。《荀子·大略》里有“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相从也,如此之著也”的说法,显然《文言》里的“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之文句应在《荀子》之后出现,因比《荀子》里的说法增添了神秘主义思想。故《文言》的口味,是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的作品。
又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无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均是与西汉时期神秘主义思想有关,已受到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为帝王统治,寻找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文言》反映了帝国时期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所谓《乾》、《坤》两卦的训释,而装进去富有特色的时代思想观念。《文言》作者是发挥了《周易》的义理思想,并没有像史巫那样把《周易》看成是筮卜之书。凡说《周易》是卜筮之书,简直是对《象》、《彖》、《文言》文在释《周易》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者。《文言》更是沿着《周易》的义理之路发挥出一套与时代相适应的,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思想来。
我们看《文言》在释《乾》文时装进去了如何的政治思想。
我们可通过在本书里的“《周易》译解”已知《乾》篇内容是以龙比喻君子之道,以龙的几个变化阶段,象征君子应如何行为的道理,全篇是以龙喻君子的作为。而《文言》在“训释”“元亨利贞”四字时,变成了四德之说。《说文解字》:“训,说教也”。训之意,就是将原文全部顺其理说出来,那么能不能顺其理说出来,这个理,看个人是如何认识了。古代的“训”不同于现代的“译”,这里《文言》把《乾》里出现的“元亨利贞”上升为儒家的君子四德,即仁,义,礼,功业的“理”说出来。那么《乾》里的这四字原理,就是这四德之理吗?当然不是的。这“四德”说是帝国时期儒家的思想与《周易》原创之意是不一样的。《文言》通过这“元亨利贞”四字训出“四德”的这种新儒家的大道理之说,这是古代“训诂”的方式。按现代的眼光来看,这“训诂”岂没了章法,不成了任意的发挥吗?可那古代就是遵循的这一章法。而这被《文言》的作者训成“四德”的“元亨利贞”,其原义到底是什么呢?到目前学界里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一些译本还是从筮卜角度,去译为“大吉大利的占卜”。一些是以万物化生的角度译为“乾卦象征天是万物的渊源,特点是元始,发展,成熟和收获”。这是按取象意而释译,并不是《周易》原创之意。《周易》原创之文,并非是按画符号的取象来填充的辞文,因卦学与卦象(八卦)产生在《周易》一书之后。
我们还记得前面讲过的《左传·宣公九年》里记载穆姜在史巫占筮出一卦时,而穆姜并不相信史巫的解释,而是自己从义理上释解《随》里的“无亨、利贞、无咎”这段话,并且是理性的解释“元亨利贞无咎”之义理,又结合自己的行为做出理性的判断。这穆姜即是从“四德”最早解释“元亨利贞”四字之义理,也是一次有力的排击巫术筮卜的那些虚妄邪说。
我们再把《左传》里记录的引来看一看。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在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的四德释“元亨利贞无咎”无疑是理性的,也是最早的义理释解《周易》。而这《文言》释解“元亨利贞”也正是从《左传》里移来那个说法吧?只是《文言》把这四德赋予给“君子”之行为了。
从《乾》篇的原文来看,并没有赋予“天”的象征。《乾》篇的内容只是用“龙”来比喻君子之为。文章的写法是处于形象比喻的思维方式,还没有以类象以“推”事理的方法出现。《乾》里以龙喻君子之道,这样看来,“元亨利贞”就不是象征天道的四季变化,即“育化收藏”的道理。到《文言》完全把《乾》统一到“天”的认识观上。自然也有这“训”,就“顺”到天道自然观上去了,再把“天道”引到社会人伦上来,就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理念。
《周易》原初的“元亨利贞”的意思也不过是寓说“君子”如此这样的话,其结果是大而亨通有利的好结果。就是由篇名到内容,来一个统领的概括含义。若对《乾》里的“元亨利贞”理解的正确,必须从篇名与篇里的内容结合通篇去分析认识。因为《周易》一书是作者精心编排而系统化的义理文章,既然是精心编排的内容,故篇名与题目和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心思想也是明确的。《乾》篇的篇名是“乾”,而“乾:元亨利贞”,就如一篇文章的立论或命题。“乾”在《周易》原创之字应是“健”。“《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然后以“乾”并取象“乾”为天,但阐发的含义与《周易》原创之意并不背离。是赋予“君子”的一种精神。
《乾》篇里虽有“君子自强不息”的这层意思,但《乾》篇宗旨是“君子”为政上一种策略,是偏重于君子政治作为策略与政治理念,还不同于“君子自强不息”是偏重于自身人格精神,两者表述的含义还是有区别的。
《乾》篇的内容是围绕着题目(或叫命题)而展开的论述。这“乾元亨利贞”就是《乾》篇的题目(命题),意指“君子若能如此而为(这是指《乾》篇内容所讲述的君子之道,能按此而为)就是大而亨通有利的好结果。”这里的“贞”喻意前景,或未来事物发展的结果。而《乾》里的命题立下后,就是围绕这一命题开展的论述。《周易》一书六十四篇文章都是这一写作方法。
到了《文言》确把“元亨利贞”阐发“君子四德”来,若在《乾》篇里还可以按“四德”而释之。《乾》篇通篇就是围绕“君子”如何去“为”,若换到其它篇里出现的“元亨利贞”,按四德释之恐怕就更显牵强附会了。但《文言》确实是以儒家的思想来阐发《乾》篇的内容,阐发的也很好,但不同于法家那种“君王论”的理论思想,儒家是仁德为核心的学说,所希望王政以仁德为本。《文言》对《乾》篇里的文句逐句的解释,不外是以儒家的思想而释之。有些解释的也不错。如“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但大多解释的是借题发挥,而对“用九,群龙无首,吉”就不做解释。而在另一段里虽出现了“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的说法,这种解释法是与“群龙无首,吉”的原义不相符的。总之《文言》确实在《周易》的义理基础上阐发出新时代的新思想,反过来说是新时代里的新思想塞进了《周易》学术里去了。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超越”与“突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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