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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说实话,江敏的觉悟还真不怎么高啊!如果说自己的东西能有那么大的价值的话,江敏也不想留着给自己惹祸,可这毕竟是婆婆留下的,当初冯志彬交给她的时候,说的就很慎重了,一定要保管好了。人品文物处的人怎么说,江敏就是一口咬定,根本没有这东西。等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自己坐车回城里去了,她正好要准备毕业论文,马上就要毕业了。
此时,江敏的食品加工厂最不担心的就是销路了,最后盘账的时候,江敏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按照事先约定好的,给职工们发红利,而干部们就跟不用说了,各种待遇都有,分米、分面,分豆油,甚至还有布票啥的,奖金更是比职工都多。
养猪场那里也是一样,大家都很卖力干活,那样兼职的技术员,干脆连自己单位的班都不去上了。这里挣得钱多啊!
江敏手下的职工,分到了红利,但是实际上,还扣除了一小部分,江敏打算用这笔钱来做保险,也就是职工们的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国菜先从东北三省的几个城市作为试点进入社会统筹保障金,也就是养老保险。之后从98年1月起各地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其中规定,第三条款: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企业缴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而江敏的做法,就是提前给自己的手下人一个养老的保障。
江敏手下的人,尤其是厂子里的工人,大多数都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江敏这样做了,就等于背负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但是,江敏的眼光更长远一下些,她就是要人们知道。跟着她江敏干。有肉吃。
对于江敏的做法,有许多人不理解,尤其是江敏身边那些信得过的人,江敏的做法,对于她本身来说,没有任何的利益可言言。甚至会影响现在的生意。伍代很发愁,江敏的意思是,要要这些钱换成国库券,也就是国债。1981年1月。国务院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确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
中国在中断21年后,重新恢复发行国债,并首次冠以“国库券”之名。当年,中国共发行48亿元的国库券。
1981年突然发行国债,“向老百姓借钱搞建设”。与当时的中央财政巨额赤字有关。
“文革”刚止,百业待兴。1978年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按这个规划来计算,这8年的基建投资规模相当于新中国前28年的总和。
巨大的投资规模令国民经济难以承受重负。最明显的标志是,1979年、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达170多亿元。1980年赤字达121亿元。
而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增反降。1980年8月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时任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报告说,由于减免农村税收,增加部分职工的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还增加了国防战备费支出以及对恢复名誉的干部和职工补发工资等,对财政收入进行了冲减,唯一之途只有向银行的透支,结果又造成银行多发46亿元钞票。引发物价上涨。老百姓意见很大。
靠银行多发票子搞建设明显是饮鸩止渴,要治疗“投资饥渴症”。财政部就得想方法开辟财源。
时任财政部国债司司长的张加伦回忆,以前国家财政的基本原则是“收支平衡,不打赤字”,而1979、1980连续两年出现巨额赤字,“中央也恼火了,研究怎么办”。
这时候,财政部就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公债的事儿了。
1981.发行国库券
“买得多,思想好”
王嘉锡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好些年,每个月发工资之前,单位的通告栏中都会通知,告知当月单位发行国库券的总量、每个职工会发到的国库券数量,通常是职位越高、收入越高的职工,被分配到的国库券就越多。
另外,通知里还会号召员工自行认购国库券,“认购得越多,当然就觉得你思想越先进、越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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