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0章 潜在的危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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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神王权威”得到强化。

在“泰式皿煮”体制下，总理的“法王权威”与国工的“神王权威”相辅相成，因此对提高拉玛9世的“神王权戚”，沙立始终不遗余力。在礼仪方面，沙立统治集团恢复了早在拉玛5世时期就已废止的晚拜礼，要求国民觐见国王时必须匍匐跪拜，并恢复了1932年皿煮革命后废止的春耕节仪式、卡辛（即国王布施僧袍）仪式、佛诞节仪式等传统的庆典仪式。在官府方面，沙立官府将国庆节从先前的6月24日（即披汶统治集团推翻专制王权的纪念日）改为12月5日（即拉玛9世的生日）；而且从1961年起，将拉玛9世的新年致辞作为正式的官方行为，使之成为正治惯例。在军队方面，沙立统治集团定期举行大规模的军队效忠国王仪式，沙立本人更是在1963年过世前还抱病参加效忠仪式；恭请国王出任第1步兵团、第十1步兵团、第1骑兵团、第1炮兵团、第1工兵团的荣誉指挥官，并将这些暹罗6军的王牌主力团纳入王室侍卫的编制序列。在法律方面，沙立统治集团在《刑法典》中增设“冒犯君主罪”，规定任何对国王的诽谤或诬蔑都将受到刑事处罚，从而使1959年临时宪法有关“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规定得到了具体贯彻。

其次是“法王权威”有所增加。

尽管在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核心利益领域，沙立并不允许王室保皇派涉足，以免影响其“独裁”的正治权威和统治地位，但在其他次要领域，沙立却不像披汶等民党首领那样严防死守。在沙立看来，拉玛9世有限参与国家事务，将有利于提高国王的社会权威和影响力，从而为沙立统治集团维护传统社会价值观，特别是“反供防供”提供正治助力。

对此，沙立曾在1959年庆贺国王寿辰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国际国内都已明确意识到，陛下在国家事务中遵从国君十德，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者。陛下高瞻远瞩，并且诚心关切国家发展。革命体制成立经年，通过革命之新模式和新计划，陛下的雄才与勤政之名已得到彰显。陛下勉励微臣与同僚为国家之发展和人民之幸福而忠于职守。陛下的所有想法都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并为官府提供了持久的激励。恭请陛下宽恕微臣的冒昧，以诚心表达臣等心中对您的仁慈与意志的理解与钦佩。陛下拥有令万民景仰之德行。陛下深入乡村视察之举，使万民归心。无论种族与信仰，万民皆顺陛下之意而喜乐，思想多元与国家分化之困扰得以缓和。除陛下外，无人有此大德。陛下之行止深合先工朱拉隆功之道。民心可知，陛下深受万民爱戴，必将名垂青史。对6下的爱戴与崇敬并不限于国内。外邦友人亦仰慕陛下之德行。外邦使节有幸觐见陛下者，皆宜扬陛下之名。如今已是4海尽知暹罗有幸得1明君。据此，微臣断言，来年陛下之国事访问，必将有益于暹罗及对外关系。”这也意味着，由于沙立的正治立场，从而为日后拉玛9世逐步积累“法王权威”创造了条件。

出国访问是拉玛9世参与国家事务的最初尝试。沙立缺乏海外留学经历，而且出身行5，因此不仅外语水平不高，而且在外交的礼仪风度方面也颇有欠缺，常被视为“野蛮”的军阀。相比之下，拉玛9世出生于霉国，早年在瑞士求学，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外交礼仪，并且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拥有深厚素养、这就使得拉玛9世成为暹罗外交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权威共生”和“正治共赢”关系的存在，使得沙立在掌权时期，并未像政变团那样对拉玛9世的出访严加防范，而是给予了鼓励与支持。恰如沙立在1960年拉玛9世出访欧美14国前所言，“国王与王后此次出访要远离暹罗数月，官府和人民都非常担忧。但考虑到御驾出访是王室惯例，既往国君也曾亲力亲为、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与友好国家增进了友谊。因此微臣、官府和人民对国王陛下此次长期出访、并未施加任何阻力”。

从1959年到1963年，拉玛9世先后出访了23个国家。这不仅为暹罗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改变了西方对沙立军人统治集团的负面看法，而且也为拉玛9世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声誉，成功消除了民众对国王能力的忧虑。

通过出访积累必要的社会声望和正治威信之后，拉玛9世开始将精力投入国内事务。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拉玛9世就很少再踏出国门。农民、农村、农业问题，逐渐成为拉玛9世的主要关切领城。他将每年5月8日定为“农民节”,并发布诏令，号召全国民众重视农业。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农业技术改造，在吉拉达王宫开垦试验田，修建奶牛场、养鱼塘，开办碾米厂、糠饼加丁厂和奶制品厂，并向农民开放，提供技术服务。他每年都要有近半年时间深人边远贫困地区巡视，并从王室财产中出资兴办“皇家工程”，为贫困地区兴修水利、开办学校，并将王室的御产田地赏赐给平民耕种。年复1年的坚持付出，为拉玛9世赢得了国民的尊重，并被誉为“农业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