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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阁老,这……”
等皇帝撂下话走人后,内阁的几位大臣面面相觑。
皇帝走了,他们没有了情绪爆发的对象,自然也就冷静了下来。
在沉默一段时间后,都察院都御史王竑率先对商辂开口。
作为主管检察的国家最高官员,王竑其实是乐意见到检察权力扩大,延伸到最底下的。
毕竟权威重了,不仅能体现出皇帝对自身的重视和对吏治的认真,自家也有不少好处。
名正言顺的权力,谁不喜欢呢?
倾向于守旧的彭时则是继续反对,“民可,使由之。这是陛下自己对圣人的句读之断,怎么如今,什么都给他包办了呢?若是事事都检,人人都察,岂不是说明朝廷连地方上的县令都信不过?”
朱见济在给太学编教科书的时候,是很努力的在塞私货,企图把学子培养成自己想要的人才的。
所以他“首创”了标点符号,对大量的典籍进行了断句。
一些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语句,朱见济自然是沿用了的,但对于一些句读不同,意义就要变一变的句子,则是在天下士人中引起了不小反应。
典型的就是彭时刚刚所讲的那句,
到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读不同,对读书人的冲击是很大的。
当初在编修的时候,翰林院的学者就跟皇帝大胆的辩论过这话,可惜没能抵得过朱见济的诡辩,加上后者皇权在身,到底是认了——
朱太祖连孟子都扔出孔庙了,对其人的著作都删改了不少,现在老朱家的皇帝要改一改别的话,谁能抵抗?
而且这意思一变,反倒是更符合儒家的传统思想了。
毕竟在如何治理国家上面,中国沿用了很久的儒家方法,也就是“以德治国”。
不管人心里怎么想的,起码大家嘴上说得都是这样的话,要遇上某些缺心眼的,就容易把这话当成真理。
而德治,就是儒家扯着嗓子喊了几千年的东西。
从春秋时期开始,德治跟法治就掐架了不知道多少次,直到后面当官的都成了儒家的人,才慢慢的掌握法律解释权,用儒家思想指导起了法治建设。
对于真正的儒学家来说,他们是相信“道德能感化一切”这种事的。
地方上面已经有了乡约、社学这种东西,百姓是可以得到足够教化的。
再去强化检察,强化管理,那就没有必要了。
有道德就够了嘛!
人只要有了足够的教育,就可以变好的!
“陛下说了,道法并用,况且《唐律疏议》中也讲,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天底下哪有天生的君子?幼儿懵懂无知,都是要教的。”
商辂捻着胡子说道,“天底下有不服王化的、有不从圣道的……这些人,若是要用道德感化,也不知道要多久。”
“于官于民,做事断案,以刑法辅之,以检察警之,以判法正之,也是弘扬圣人教化的一种方法。”
“而且你我,能于天子如何?”
大明朝的臣子,要真跟皇帝对着干,那得等老朱家的江山社稷要亡了的时候,才能做到呢!
以如今的皇权力度,要皇帝真一犟到底,谁也没有办法。
还跟一个喜欢较真,又能带着兵马硬刚的皇帝打擂台?
这不是找死吗?
“而且广设检察使,管的是滥用职权的官,要是持身清正,何必怕这个?”
地方上已经有按察司了,再多一些也无妨。
……
“周似他们回来了?”
在经过一番冷战,面对皇帝的“独断专行”,阁臣们到底是没能抵抗住,最后还是认同了朱见济的要求。
说来说去,就是监督与被监督的事儿嘛。
对于任何当官的人来说,他们肯定是不想自己被人盯着,手里的印章被关进笼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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