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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诚向南方拱了拱手。
“我朝建立之初,社会残破,户籍散乱,此时朝廷的工作的重点是使流移各地的大量百姓安顿下来,重新纳入官府户籍,所以官府在大力鼓励垦荒的同时,也花了很大力气进行户口统计,编制了相应的册籍,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社会经济稳定下来了。”
“在乡里的根基是里甲制度,在城里的根基是厢坊制度,应付官府的各种征求,追征各户应缴的钱粮,也要解决纠纷,督促生产,维护治安。”
“中华重工和中华重工的体系下,已经破坏了官府治理地方的政治基础。”
如果朱高炽在这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官府的根本权利,被中华重工侵占了。
当年中华重工规模小,才数千人,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形成了默契。
可几年发展下来,哪怕反应再慢的官府,也要正视这个问题了,幸亏是在北平,如果是在陕西,这个矛盾早就爆发。
权利之争,向来是激烈的。
葛诚多年来担任长史府左长史,习惯从大方向入手来思考问题,他身旁的金忠,起于微末,习惯从实际出发。
“对这些变化,其实小王爷是有准备的,例如支持官府垦田,利用铁道支持地方驿站系统等。”
“不过目前看来,中华重工体系发展太快,这些补贴手段,已经跟不上当下的形势,满足不了化解矛盾的需求。”
葛诚和金忠,都不是传统的读书人。
在场的传统读书人是余逢辰,也是几人中和燕王相伴时间最久,资历最深的人。
其实历史有时候很奇妙。
这三个燕王最亲信的人,按照和燕王关系深厚和相处时间来分,那么最长的是余逢辰,中间的是葛诚,最后是金忠。
而在朱棣造反的时候,最支持朱棣的反而是金忠,葛诚是反对,那么余逢辰则是用性命阻止朱棣造反。
如果不考虑成王败寇在后人心中的成见,换位思考,其实余逢辰才是真正为国为民的高义之士。
他在燕王面前拔剑自刎,用性命劝诫燕王不要造反作乱,成为危害国家霍乱百姓的凶手,力劝燕王名声大于得失,不要成为后世辱骂之人。
为什么要选择自刎。
因为他在告诉燕王,作为燕王的藩臣,他是忠义的,哪怕是死,也不会抛弃燕王。
他的高尚行为,和他丰富的学识是相比配的。
这也是朱高炽明知道此人的情况下,仍然遵从此人,并且只要是此人值班,朱高炽就会来上课的主要原因。
如果把此人的行为,放在汉朝七国之乱的时期,此人的名声,在历史上一定会截然不同。
余逢辰并不是个迂腐之人。
相反,在朱棣决定起兵造反前,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在燕王面前自刎相劝的举动,考虑到了所有的形势,因此才做出的这个决定。
现在。
朱棣是他的亦君亦友,朱高炽是他教的学生,北平的发展成就,则发生在他的眼前。
“这其实是一场变法,虽然没有举变法之名,却有变法之实。”
余逢辰的话,让几人惊愕。
惊愕之余,又感到了后怕。
变法从来不是容易的。
遍观史书,变法充满了激烈。
只不过朱高炽的变法太顺利,所有的负面因素仿佛消失,在中华重工体系下,仿佛每一步都踩在了最有利的地方。
换句话说。
中华重工的发展,还没有出过错。
这是很恐怖的。
从古至今,哪怕在后世,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不是人力可以办到的。
余逢辰念起了朱元璋的《教民榜文》。
“乡里百姓,祖祖辈辈居处相近,田地相邻,相互之间不是亲戚,也是熟人。”
“年老的或与自己的父祖同辈,或与伯叔同辈,或与兄长同辈,虽不是亲属,也是同乡,朝夕相见,就如同亲属一样。”
“幼年子弟对长辈尊敬谦恭,敢有轻薄不遵教诲的,里甲、老人可以予以责罚。”
“如果年长者不以礼引导后生,只是倚仗上了点年纪,胡乱生事,也要治罪。”
“务必要做到乡里和睦,长幼相爱,这样时间久了,自然不会发生争讼一类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安享太平。”
余逢辰越念眼睛越亮。
一幅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正在众人面前徐徐展开,犹如最美丽的画作。
“乡里的人民,贫富不均,婚姻、死伤一类的事情,谁都可能遇上,不论是谁家有事,其他人家都应出些钱物相助。”
“如果每户出钞一贯,每里每户,便是百贯,如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这样什么事情都能办妥了。”
余逢辰眼神中充满了对朱元璋的敬佩和尊敬,可随后又感到了困惑,因为中华重工。
“圣人对地方上的要求和督促,不仅可以解决遇事人家的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乡里社会的友爱团结。我大明地方,则通过强化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
“现在,中华重工导致社会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土地,土地上的传统秩序,正在被破坏。”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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