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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总经制钱,就是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属于宋朝的杂税范围。经制钱始于宣和四年(1122年),为经制江淮荆浙福建七路诸司财计陈遘所创。靖康初年(1126年)废,又在建炎三年(1129年)恢复,而总制钱是于绍兴五年(1135),孟庾提领措置财用,称总制司时所创。这两种杂税就是在固定税收中再增加税额,所谓辗转取积于细微之间,但种类繁多,因此数额十分巨大。目地在于以助军费。一直沿用到孝宗时代,成为大宋财政收入的重要部份,直到赵忱继位,大宋复国之后才取消。
当然韩彦直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朝廷真正从开总经制钱,实际就是让朝廷额外加设税收,筹措用于北伐的费用。
其实征收税务,在大宋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历代的皇帝在这方面都不手软,因此大宋的杂税种类繁多,而且名目各异,仅在绍兴年间就有不下十余种杂税。增加一二项杂税名目,实在算不了什么。但自从赵忱为帝以来,就一直非常注意休养生息,减轻民间的负担,大宋刚刚复国就削减了许多杂税。后来大宋釆用亩税法之后,将税赋徭役全都计入田产之中,除去少数几项杂税之外,其他的杂税都全部取消了。
赵忱受人称道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力主恢复,对金国态度强硬,也在于他能确实做到减轻百姓的负担,轻役减税。因此赵忱被称为仁义为重,以民为本,也算是恰如其份。但现在韩彦直让他突然加税,虽然是为了北伐这个崇高的目标,但一下子也转不过这个弯来。
就连支持韩彦直的王炎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毕竟劝皇帝增加税赋,无论是为了什么目标,对大臣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毕竟在大宋的历史上,蔡京、秦桧之游,都曾巧立名目,任意增加税赋。
范成大走出一步,正要出言反对加税,这时韩彦直又道:“陛下,臣亦知道,重新征收总经制钱必会有损朝廷仁爱之名,有违陛下爱民之心,因此重开总经制钱之后,更请陛下治臣之罪,贬出京师,只愿朝廷北伐大计,不受阻碍,臣虽万死,亦无悔矣。”
听了韩彦直的话之后,范成大又退了回去,因为韩彦直的话说的很明白了,为了北伐的大计,他愿意一个人承担加税的恶名,为朝廷背这个黑锅。
赵忱自然也明白韩彦直的意思,沉吟了片刻,才道:“重新征收总经制钱一事关糸重大,不可轻易决议,众卿光则退下,容后再议。”
回到后宫,赵忱心里一直挂记着这样事情,因此也茶饭赖咽,坐在睿德殿里呆。他当然知道,打仗是要用钱的,而按韩彦直的办法,重新征收总经制钱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但这样一来,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宽仁淳厚、勤政爱民的好名声就会大受影响,虽然说自己不会因此就和宋徽宗这样的昏庸皇帝相提并论,但毕竟是留下了一个污点。
同时赵忱也不愿意把这个黑锅推给韩彦直,自己到底也是皇帝,如果把责任推给大臣那还成什么样子。
但韩彦直说的也不错,现在确实是一个大好时机,一但错过再等多久才会遇到这样的机会呢?缓个二三年,大宋确实可以积累下足够北伐的钱财,但那时金军也缓过气来了,说不定金国又会主动兵来攻打大宋。
在这段时间里,赵忱虽然在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在私下里,也十分担心,由其是得知樊城失守之后,更是紧张得几天都睡不好。只到接到杨炎的信之后,才安下心来。因此下一次金国再进攻大宋,结果也难以预料。
就在这时,皇后岳璎亲自端着一个食盘,来到睿德殿,道:“官家,你总该吃点东西吧!如果让娘娘知道了,可又要怪罪臣妾等人没有伺侯讨官家。”
赵忱也苦笑了一声,虽然满腹心事,但对着岳璎,也难以作,何况她还把周太后抬了出来,只好点点头,道:“皇后也坐下,陪朕一齐吃一点吧。”
岳璎嫣然一笑,添了一碗粥,放在赵忱面前,然后又给自己添了一碗,道:“臣妾听说最近战事都很好啊,金军以经全都退兵了,官家今天又是为了什么事情心烦呢?”
赵忱又苦笑了一下,这才把今天朝会上的事情说了一遍。岳璎听了,一时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想了一想,才道:“官家不是以经下旨,招姐夫和六姐回京了吗?依臣妾看,不如就等姐夫和六姐回京之后,听一听他们的意见,才做决定吧。”
赵忱也点了点头,道:“也只好如此了。”
就在这时,一个内待进来报道:“示禀官家,外面有驸马和永安公主、永宁公主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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