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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除了税收把他们该做的事都做了,固然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也不是信口胡言。
官员们愁眉苦脸,连基本的意见都不能统一。
不同意请愿的官员占了大多数,在这一点上还是可以达成共识的。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不答应,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这才是难题。
现在城内除了物价变得奇葩之外,一切秩序还是存在的,一旦要是动手城市的秩序就会完全混乱。
如今只是这些雇工在请愿,看得出对面是刻意控制着情绪,没有将问题扩大。
这是值得欣慰的,也是值得恐惧的,这证明对面那些人的控制力远超了这些官员们的想象。
暴民一旦有了纪律不再是暴民,那也就意味着这群人变得可怕了。
一旦问题扩大,几十年前的一幕就在史书之中。有不满情绪的,又何止这些矿工和码头工人?那些被承包商和大商人联合压榨的家庭手工业们也同样不满,如果这种情绪被煽动起来,那就是一场武装暴乱。
看得出墨党在努力稳定着粮价,也同样一旦不稳定,同时煽动情绪,那可能就是一场烈火燎原一样的风潮——只需要把风向吹到议事会的投机商当中,那就免不得要来一场大事,舆论宣传闽城的官方已经完全沦陷。
老迈的郡守说出了这句话之后,就不再发表意见,想要征求这些官员们的意见。反正他作为郡守已经到了政治生涯的顶点,对此已然是漠不关心,所谓无欲则刚,真到了无欲的境界,反而比起从前被欲望蒙蔽的时候看的更为清晰。
在侯伯国这样的敌人存在的时候,共和国必然要宣传国人身份,以此来获取兵员和战斗力。然而一旦这些东西宣扬的多了,敌人不存在的,问题也就会随之出现,尤其是古典共和国在后期矛盾频发的时候,帝制看上去已经成为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用来作为底层和古典财阀之间的缓冲,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然而却还没走到这一步,就被逼到了手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的边缘。
这种情况下,思想极为混乱。一方面是几十年前宣扬国人公民身份的残余还没有去掉,另一方面新的意识形态还未建立,自上而下都处在思想的转型期,不知所措。
好半天,商务官石鸣终于开口道:“要我说,这就是一场叛乱。那些雇工们如果没有人在后面教唆,绝不会这样的。只要如同车轮碾死蚂蚁一样,将那些领头的人都抓获。或是判刑,或是绞死,这些人自然一哄而散。如今在城中,置国家法度于何处?”
司法官闻言皱眉道:“就算是说他们是叛乱,可问题是当年立国之时就有叛乱法,这怎么能算得上叛乱?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没有攻击,没有打死官员,只是请愿。”
司法官心中是十分郁闷的,这件事老郡守显然是不准备担责任了,这责任他可担不起。如果一切顺利还好,一旦不顺利,闹的大了,上面会不会替他们背这个锅?还是会借他们的官身一用以平息民愤?
石鸣哼声道:“怎么能不算叛乱?他们这属于是把矿主和雇工对立起来,这就是煽动叛乱。明明都是国人,却偏偏要人为地分成两边,挑唆矛盾,这就是叛国。用此罪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司法官摇头道:“当然有问题。当年北伐统一之时,北方诸邦也有‘殉国’的。齐国人认为自己是齐国人、卫国人认为自己是卫国人,这是人为挑唆宣传的。如果齐侯逃了、卫侯降了,便不再会有人相信这种对立。可是矿工和矿主,不是你宣传他们才对立的,而是不管是否煽动都是对立的。这只是说了句实话。如果没有齐侯就没有齐侯国,反过来没有墨党,矿主和矿工照样矛盾重重。这种事骗得了自己,骗的了那些口如枪唇如箭的人?”
这些话不是他自己想的,而是墨党那群笔杆子早早就把这件事明明白白地写了出来,生怕自己担上叛国的罪名。司法官觉得,这群人在准备搞事之前,就已经想过后果。只是死可以,但不可能背着一个叛国的罪名去死,若是强用这个罪名,数十年后或者数百年后,自己就要担上骂名。
没有天堂地狱,只有汗青墨笔,司法官可不想自己背上这样一个名声。况且最该承担责任的郡守一言不发,想把问题都往下推,谁又能愿意背这样一个大锅呢?
如今这群人还算老实,可是有些东西一旦出现,杀是杀不死的。墨党内部很有一些激进分子,一旦这件事演化成了暴力震压,那么那些激进分子用矿用炸药玩自爆诛国贼也不是不可能。
司法官想过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上面为这件事定性,自己审判的时候却不会判那些领头的绞刑,而是流放到极北苦寒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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