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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事被宣传得超越了推倒一堵墙,刻意赋予某种意义就是经过了编导,何况所谓的巨大意义并不真的存在,骨子里许多东西从未改变。”
“何以见得?”
苏长青聊起了《朗读者》,昨天他捋了捋这个故事,有了另外的心得。
他把故事大概说了一遍,一个德国少年爱上大二十岁的汉娜,战后再见面是在战犯审判庭上等等。
梅露兰·多拉听完很惊讶:“您是说这个喜欢听小情人朗读的汉娜实际上是个文盲,不可能是集中营的负责人,也就不可能是战犯,但为了隐瞒文盲的事实,宁可冒着可能被战后法庭绞死的危险?”
“是的,汉娜对不识字有股强烈的羞耻感,不顾一切坚持隐藏这个秘密,最终被判终身监禁,虽然失去自由,但也保留了最后一丝尊严。”
《朗读者》拍摄于十年后,主演就是今年即将凭《泰坦尼克号》萝丝大红大紫的凯特·温斯莱特。
梅露兰·多拉显然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困境,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可那个少年已经是法律工作者,完可以出庭为汉娜作证,仅仅为了自尊而失去自由,甚至令战争审判失去意义好像不值得。”
“这正是戏剧矛盾之处,尊严和自由哪个重要。
汉娜是集中营管理员,是国家犯罪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当她受命拣选女囚犯,把她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受死时,她没有怀疑过、更没有挑战过这个命令的合理性。
当关押数百犹太人的教堂起火,她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维持秩序、防止囚犯逃跑,而不是开门救命,于是烧死了许多人,她还是有罪的。”
“你刚才问少年为什么没有出庭作证,原因恐怕很复杂。”餐厅里很热,苏长青从寒冷中彻底缓了过来,于是啤酒喝得很勤:“首先是作证也无法免去所有杀人罪行,其次是他们这一代人对上一辈的罪行感到羞耻,心怀怨恨。
但他依然爱着汉娜,在她服刑期间依然寄录音带为她朗读,教她识字。”
梅露兰·多拉很快反应过来了:“这故事有为战争罪犯开脱的味道,个人虽然在国家意志面前很渺小,但毕竟有选择的能力。”
“如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盲,没有选择的能力呢?”
“您在设定一种极端的情况,但这改变不了犯罪事实。”
“清算战争罪行是其次的,其实这是个关于羞耻、谎言与傲慢的故事。”
梅露兰·多拉又有些意外:“哦?”
当苏长青想把这个故事真写出来时,才明白这并非是一部反战自省片。
一战之后德国识字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按道理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汉娜绝不应该是个文盲。
一个自诩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居然还有文盲公务员,这本身真可能是巨大的羞耻。
汉娜一定花了不少功夫撒谎保守这个秘密,她对集中营中杀死大量犹太人并无忏悔之意,甚至自始自终没有道歉过,但对尊严耿耿于怀,不惜为此终身监禁。
“这是自认高人一等的傲慢,不惜撒谎并付出惨痛代价也要维持这个傲慢,这才是这个故事的本质。”
苏长青觉得这个故事设定给日本人也很合适,日本人在这方面甚至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战后诚恳道歉的人屈指可数。
凯特·温斯莱特最终凭此片奥斯卡封后,梅露兰·多拉都看出其中有为战争罪行开脱的成分,评委们不可能看不出,然而此片还是获奖了。
评委们很明白影片是否反战是其次,朗读者朗读的是文明,这故事贩卖的是文明优越论。
“有些事情从未改变,只不过换个形式存在。”
这当然是个好故事,由欧美人写出来是自我吹嘘,如果苏长青写出来,恐怕就是一针见血的讽刺。
“您的才华再次令我刮目相看。”梅露兰·多拉当然也想明白了,笑着喝了一口啤酒:“作为朋友我真心劝您一句,别考虑拍这部电影,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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