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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那么一股冲动,下诏将洛阳这些魑魅魍魉、牛鬼蛇神都给处理了,但也仅冲动了那么一下。恼怒归恼怒,但于刘承?而言,还不至于被恼怒冲昏了头脑。
洛阳的占地情况虽然严重,甚至可以用恶劣来形容,但是,以当今天下的局势,要说这些官员们真犯了多大的过错,那倒也不至于。
在遍地荒芜废弛的大环境下,官员们“身体力行”,积极招抚丁口,开垦务农,恢复生产,为国家创造税收,这应当是值得“鼓励”的。真正让刘承?感到震怒心惊的是,这些官吏们占田的手段与吃相太难看看,并且,涉及到的占民问题,那基本就是在挖朝廷的墙角,以及最重要的,税赋问题。
按照旧制,这些官员所占土地,除根据职官等级得以免税的一部分额定田亩之外,余者都应照常按制进行夏秋两税的缴纳。但是,这其中的操作空间可就太大了,让官僚自己给自己的土地为国家收税,可想而知这其中会发生些什么。
并且占地官僚中,不乏似苏逢吉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物。并且,而今天下,地方财政尚且未归中央,地方财税,也只有一小部分输送向东京,数目多少,还得看地方上的实权官僚、将吏们的觉悟。
仍以西京为例,倘正常税收入库,洛阳周遭能收上多少税收,绝对要打上一个大问号,逃税避税甚至抗税,恐怕是这群官僚的基本手段。基本可以肯定,财赋大部分会来源于那仅占着两成地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
同时,收上来的这部分税,大部分又要用于西京衙署正常的运转支出、驻军的供给以及养的那些勋臣贵族。能输送到东京,供朝廷调用的,可想而知会是怎样一个渺小的数目。
事实上,去岁秋税,就是这般的情况。
直接便能联想到大宋的情况,赵匡胤的赎买政策,虽然收了兵权,抑了武臣,却也催生了大量的贵族地主,勋臣、官僚乃至地方豪强,都能合法地兼并土地,广置豪宅庄园。而于国家而言,税定然收不齐,每年还得拿出大量的米粮布帛来养他们,勋臣、官僚可是都要拿俸禄的。这对国家的财政,当真是一
个沉重的负担。
赵匡胤靠土地、俸禄、名爵、赏赐来收买军心,达到“杯酒释兵权”,解决自唐末以来兵乱“根源”的目的,却也极大地加速了封建王朝下土地矛盾的积累爆发。
有一说一,换作周世宗郭荣,绝对不会选择这样的手段,不是能力上的差距,而是性格问题。郭荣刚毅性急,为了增加国家财赋,可是连“灭佛”都做得出来,又怎会给国家背上这么个重负。
思绪稍微飘远,刘承?也能稍微透彻点地理解,宋代于诸路州府设置转运使,专掌握地方财赋的目的。除了强化中央财税,削夺地方节度财权之外,恐怕也是囿于那危险紧张的土地国情形势。若不将财税独立出来,任由地方官僚们操作,看他们会不会废私爱国,又或者不惧强权,尽责履职。
远的暂且不谈,现在问题摆在刘承?面前,怎么处置?
下诏夺其夺其田宅,这是最简单粗暴,也是最容易引起变乱的做法。且起到的效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况且,这些人的土地,倒也不是全是非法侵占。一刀切的做法,恐失人心。
加其税,手段稍微温和一些,但结果恐怕也不会尽如人意。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富产者”将压力转嫁到为他们耕种的佃户身上。
但是,这样的情况必须得遏制,适宜的制度与政策,能够想到不少,但是,再好的政策,也得有人去实施,而刘承?缺人,更缺权威。纵使此刻,他下一道诏,严禁天下官员私自圈地占民,谁了他?动了阶级利益,必然引得群情反抗。
“或许,朕还需要一干酷吏?”刘承?心中默默嘀咕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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