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8 走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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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拱二年春二月，皇帝下诏，康宗梓宫起行，南下汝州，葬于平陵。至出发时，刘文澎的御体已经在垂拱殿躺了差不多十四个月了。（太宗陵寝位于泽州，曰元陵。）

而随着刘文澎下葬，也意味着大汉帝国彻底告别康宗时代，正式迎来属于刘文济的时代。返京不久，刘文济即下了一道“宣政诏”，明示天下，这是在登基一年之后，刘文济正式向内外上下臣民传达他的治政理念与施政纲领。

诏文很长，内容很多，但精炼下来的意思，却清晰简练。总的来说，就两句话：罢平康之政，匡康宗之失。

过去的一年，朝廷在运转上，还是基本维持着平康时代的模式，但比起平康时代，朝堂之上却是截然不同景象，自皇帝以下，所有忠正之臣、有识之士，都在反思康宗朝出现的问题，以为殷鉴。

关于这方面的事务，前前后后，刘文济收到了几百道奏章，仅从奏章上看，很多大臣的确做出了深刻而认真的思考，可谓痛定思痛。虽然不乏对刘文济的劝谏，但这股风潮，他却在默默地推动，写得好的，还专门拿出来推荐给大臣们看，交由宣慰司刊发。

因此，有了差不多一年的酝酿，刘文济又选在康宗下葬之后，来表明心迹，阐明用政思想，自然起到不同凡响，拥护者甚多，至少在有康宗打底在前，刘文济表现得可太有明君风范了。

然事实上，即便已经坐稳皇位，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皇帝权力的事务上，刘文济依旧显得谨慎。他只是在康宗“无为”的基础上，增添那么一些微的“有为”。

而在具体的操作上，刘文济也只明确提出了四点：禁奢靡，倡简朴，废大工，树新风。

禁奢靡与倡简朴实则是一体的，只不过比起太宗时期的严格约束，严厉打压，刘文济态度与手段都要缓和几分，同时只在国资公费的支出上划红线，至于私财，只做提倡，未有强令。

废大工，单指康宗的“水晶宫”构想，自其驾崩之后，就停工了，民夫被发还，建筑物料废置，连临时工程营造指挥部都基本解散，一干营造官员及宦官，在停工的情况下，靠着先期拨下的款项，还快活了半年多。后来遭人举报，尽数被杀头。

关于西苑行宫的问题，实则有人建议继续修的，毕竟先期投入巨大，湖都已经掘出来了，宫殿的地基也打了一半，沉没成本太高，为免浪费，可修建完成，也给皇帝一个就近避暑纳凉的地方，哪怕仿东京的琼林苑。

然而，经过审慎思考，政治优先的原则站了上风，刘文济最终还是选择彻底停罢工程，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展现出自己与康宗的不同。

于是，已经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的半成品的西苑避暑行宫，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而烂尾的工程，荒废的人工湖体，则成为皇家园苑间一道巨大的伤疤，非沧海桑田难以恢复抹平。

至于树新风，则是针对康宗时期，尤其是后期时，朝廷上下，权贵内部，诸多纲纪废除，斗争无度的现象，因此刘文济特地擎起太宗遗风的大旗，表示要效太宗明法强法之政策，严肃律令，整饬违法。

当然，刘文济心里还是有数的，风纪败坏起来很快、很容易，但要扭转，却非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强的权威，以及更多实际的动作，杀足够多的鸡，儆更加多的猴

即便刘文济的“新政”充满了保守与妥协的味道，但沿着既定的规划，耐心而从容地走下去，他这个皇帝做得越发自如，权威也就在悄然之间加速建立，并巩固起来。

皇权交接，新旧朝更替之际，总是会怠慢许多事情，比如三年一度的国家大考，科举大士。需要提一嘴，依常制，平康八年本有一次大考，然而那一届被康宗皇帝给取消了。

表面上是因为他要准备祭天与北巡之事，实则是为了进一步打压与他作对的李沆为首的一批庶族官僚，因为他发现，在平康朝的两届科举中，李沆等人通过贡举发掘、提拔了不少寒门出身的官吏。

你要说康宗皇帝愚蠢吧，他对付起人来，还往往抓得住重点，打你要害。然而做出的事情，你又实在难以称之为聪明，当时还说出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朕疾天下昏官冗吏多如泥沙，正欲澄清，何增新员？

坊间有传闻说，前宰相李沆在归养之时病死，就是因为听了皇帝罢科举的举措以及那番言论后，一时激愤，气死了.

因此，对于帝国天下士子、广大僚吏来说，朝廷于端拱二年三月重启的科考，是时隔整整五年后的一次恩次，此举注定收获人心，为天下士林、僚吏、学子所拥戴。

同时，本次贡举，也是自开国以来，历届常制举中，最终参考人数最多的一次，足有八千多人，可谓一时极盛。

皇帝刘文济以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陈尧佐知贡举，为大考总监。陈尧佐是在徐士廉遭贬之后，由两浙道上调中枢，拜相，这固然是一种“回报”，同时，礼部尚书同平章事，这样的官衔，已经几十年不曾出现过了。通过这项任命，皇帝也表明他对“德育教化”的重视，或许，这就是读书人春天真正到来的前奏.

与陈尧佐一道被回报的，乃是兖国公王增，他从荆湖北道调任宣慰使，掌管朝廷中枢的喉舌，就冲他当初在继位之前的果断靠拢，即便他与王氏家族出的力并不起多少实际作用。

而王增履任之后，兴奋之余，也更加卖力，毕竟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触摸到重振家声的希望。王增到任宣慰司的半年时间内，就用实际行动表现着他对新皇的支持。

他与下属的僚属与笔杆子们，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从方方面面、各种角度来论证皇帝继位的合理合法与合情，邸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称赞皇帝继位以来所有的端重、谦和、宽容、礼贤之言行。

康宗下葬，宣政诏颁，王增又组织人手，开始仔细研读、分析、审量，穷尽力气地挖掘其中先进的思想精华与政策理念，并从诸部司衙门乃至民间搜罗政论文稿，宣报之上，也紧跟着出现了大量政策解读。

这甚至导致宣报的民间销量都有一定下挫，毕竟平民百姓、市井小民，谁关心这些啊，又有多少人舍得花那不菲的价钱去买枯燥的官报来看。当然，宣报是有一个固定市场群体的，其办报初衷也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销量什么本就是次要的东西。

而王增一系列的表现与举措，自然很中皇帝之意，大受刘文济认可与表扬。当然，王增的一系列操作，也饱受非议，毕竟过于逢迎媚上，有些人甚至把他祖父王朴摆出来了，老国公当年是何等风采，相比之下，王增今日之表现，岂不有辱先祖声名。

对此，饱受过“家道中落”苦楚的王增，哪里会在意些许流言蜚语，比起那些非议，跻身中枢，光耀门楣，才是对祖父最好的汇报。若没有今时今日的地位，帝国上下，又有多少人会再想起、提起先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