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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熙十年夏五月,上海。
松江之畔,在一片让人耳目一新的砖木混合建筑群间,一座占地颇广的五层“汉楼”拔地而起,新氏的砖木混合结构,糅合着传统的雕饰风格,共同砌就了这样一座威严大气的楼厦。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大汉帝国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化,关乎到所有人衣食住行的土木建筑行业自然也不例外。其中最大的变化,大抵在于从传统木制建筑向砖木混合建筑风格的转变。
当然,这样的变化,除了从外洋吹进来的风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建筑材料上的大发展。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砖厂、瓦窑,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各种材质、各种造型的砖瓦被大汉的商人与工匠们研制而出,极大地丰富了基础建材内容。
新理念与新材料的大发展,带来从设计到施工的整体变化,再加上朝廷在背后的鼓励支持,农村地区不敢说,但在城市之中,越来越多的新建筑开始采用兼具美观与实用的砖木混合结构,并且“含砖率”是越来越高。
而这种新氏砖木建筑,也有新名称,有人称之为“洋楼”,而漂洋过海而来的外商则称之为“汉楼”,后者的流传度显然要高一些,也更容易为满腹自豪感的大汉官民所接受,就连“宣报”这样的官报上,时不时对砖木建筑的宣传中,都明确地提到诸如“汉楼”、“新楼”此类的字眼。
而矗立在松江之畔的这座五层建筑,就是标标准准的汉楼,在建筑设计上也格外用心,格局大气,细节精致,突出一个堂皇威严,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栋“官楼”。
从动工筑基开始,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落成的大楼,早已清晰地呈现在上海士民眼前,如今也只差最后一步了。
这么一个向阳的好天气,一场揭幕仪式正在进行,场面相当隆重,不只是周遭州县主要官长亲自到场,在上海港经商谋生的大汉商民以及驻港使节、外商都云集于此。
尤其是那些从事外贸、海贸的内外商人,更是面露喜悦,两眼放光,直勾勾地盯着正门前那道被红绸遮盖的牌坊,眼神中是几乎溢出的热切,恨不能亲手将之揭开。
显然,能够引得整个上海都闻讯而动,绝不是简单的一座官楼的投用仪式,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东西。
一通敲锣打鼓,一场舞狮助兴,伴着一阵鞭炮齐鸣,随着红绸落下,这座汉楼终于露出最后的让人期待已久的庐山真面目:大汉海关江海税务司。
这是一座海关大楼!
随着江海关税务总监王钦若一番热情洋溢的发言,在热烈欢声中,大汉江海关大楼正式投入使用,也意味着大汉的对外贸易史,由此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
关于大汉海关制度问题,实则一直都有讨论,早在开宝年间,就已经有人提议了,只不过既得利益者太过强大与顽固,改革的声音被死死压制着罢了。
然而,沿袭自大唐并在大汉帝国发展完善,并经历了几十年辉煌岁月的市舶制度,在大汉帝国主动走向海外,在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的局势下,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旧制度的废除,紧接着诞生的是一套全新的海事、口岸及税收管理制度。
相比于在大汉盛行了几十年的市舶司制度,在新海关体系下,官府不再亲自参与对外贸易买卖,而是全面放开,向“专业化”发展,朝廷设立专司,专注海事及税务管理工作。这样的变化,对于全国内外从事外贸,吃海贸这碗饭的商民来说,不啻于一道福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舶司制下的对外贸易,都是受到官府强力管控的,商品的进出口,都需经过各地市舶司进行转手,而每一道转手,市舶司当然能从中捞一笔转手费,对内外商人来讲,这是正税之外的又一项成本。
发展到几十年后的雍熙朝,随着大汉对外拓殖的不断深入,并且取得成果,海事贸易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但几乎所有人都察觉到,市舶司的制度已经对对外贸易产生了阻滞作用。
当然,那一套市舶制度,早在开宝后期就已经松动了,不断膨胀的外贸规模,直接冲破了市舶司的管理能力,而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也想方设法地钻空子,避免被市舶司刮一刀,如此又导致走私、漏税等等问题。
但即便问题重重,废除旧市舶司,建立新海关制度,依旧走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其中,不只是依附于市舶制上那部分官商的拼命维护,最重要的还是大汉上层,准确得指财政司舍不得市舶司制下那丰厚的进项,垄断的生意从来都是最赚钱的,也最让人难以割舍。
因此,面对里里外外的怨气,以及层出不穷的问题,过去的这些年,“市舶派”一边压制改革的声音,一边遇漏补漏、弥合问题。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挣扎的表现,只是延缓了市舶司制走向崩溃的速度罢了。
不管既得利益者如何死命维护,根本问题在于,旧的市舶制度无法满足日益壮大旺盛的海贸管理需求,这个根本矛盾不得到解决抑或缓解,新的问题只会越积越多,发展到影响外贸的程度,问题已然深重。
改革是有必要的,在皇帝刘旸那里从来不是问题,只要有足够说服他的理由。但倘若只是国内的海商与外来的客商,即便他们喊破嗓子,只怕也很难真正动摇那根深蒂固的制度,毕竟既得利益集体太过强大,财政司的边上,还有少府。
但是,当南洋的封国王们,不断向朝廷提出诉求,指出问题时,那影响就大了。对于旧市舶司制度,那些封国显然也是深恶痛绝,他们要发展,也离不开与大汉的贸易,而在过去十多年的贸易过程中,自然也深刻地体会到内外海商们被剥削的痛苦。
作为封国,向朝廷提出诉求是习惯性的事情,作为大汉皇室后裔,世祖皇帝的子孙,他们又能直接上达天听
于是,当各种改革的声音传入皇帝刘旸的耳朵,又经过多方的调查研究之后,对市舶司制度的改革,依旧开启了。这仍旧不是个快速的过程,前前后后拉扯了好几年,一直到雍熙九年冬,方才正式宣布定制。
为满足对外贸易、口岸、税收、缉私等事务管理,进一步促进海贸发展,加强与封国、外国之间的联系,大汉出台了《海关管理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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