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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之事,显然并不以那场公开执刑而告终,仅走私、贪腐案本身就有不少后续。首先是追缴脏款,那么多犯事文武官员,仰仗着黄金水道,短则数年,多则十几数年,他们究竟贪逃刮掠了多少财富,不经一番彻查统计,是很难清楚的。
这一块儿,老皇帝点了刘文济的将,让他带人查抄,首先抄的就是符昭寿府邸,至于余者,有一个算一个,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
这实在是一个大工程,仅仅把那上百名官僚及军官的家产查抄理清就不是一时半会的事。事实上,等銮驾起行,老皇帝继续他的南巡之旅时,还未查抄一半的犯官,刘文济也被留在江陵,将此事负责到底,当然了,仅靠刘文济也是不现实的,老皇帝还把御史张知白留下辅助。
公开处刑,家产籍没,这还不算,上百犯官罪将,其直系亲属,悉数流放,全部打包,送到安西去。刘旻正在大“改革”,搞得轰轰烈烈的,正缺人,老皇帝看得清楚,这些人在国内是祸害,到了安西那边,可就是人才了,以他们的“业务素质”,很适合刘旻的“营所”制。
这样的处置,还是老皇帝克制的结果,依他本意,是要将其三族都处流刑,不过最后罢休了,樊知古帮他们求情,老皇帝给了他一个面子。
即便如此,这之后,荆湖北道也是格局大变,曾经显赫一时的高门望族,坍塌坠落,化为尘埃。尤其是魏家,虽然没有被连根拔起,但魏忠这根主干一倒,剩下的小宗旁枝,即便还剩下些影响力,也泯然众人了,并且很可能逐渐消亡沦落,彻底消失在湖北上层,仅“墙倒众人推”,就够魏家子孙受的了。
相反,被发配到安西的魏家嫡系,机会或许反而更大,只要肯卖力,在安西未必没有振兴家族的一日
这还只是那上百犯官,此前被拿下的,可有数百人,对他们的处置,区别只在于保住了性命,家产籍没,全家流放,这个套餐则没能免除。当然了,对这些人的流放,老皇帝这回是不偏不倚,安西、安东、林邑(新楚)乃至南洋,雨露均沾,全给赶到“国外”去了。
死了那么多人,贬了那么多人,空出了那么多位置,水师系统且不提,从江陵府到布政司,那些可不乏要职,湖北官场由此云动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官场上从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换作平时,这么多职位发生调迁变动,一轮下来,花费个数年乃至十年都不奇怪,
但经老皇帝这么一搞,湖北官僚震慑之余,对很多人而言,也可谓是天降福音,这样的机遇可是几十年难见。
那么多职缺总要补上的吧,大大小小的官员,包括那些平日只冀望于熬资历的人都难免动心,一些积极主动的人,甚至在老皇帝还在江陵时,便忍不住上下“活动”起来了。
至于这些职缺的补充,老皇帝虽然心存疑虑,但在斟酌之下,还是交给了樊知古,由荆湖北道布政司拟定名单,上报吏部审批。
这自然是对樊知古支持的表现,空出来的这些职位,就是樊知古彻底掌握湖北大局的重要筹码,至于樊知古如何使用,老皇帝则无心管了,他只希望樊知古不要辜负他的期待。
刘文济被委派查抄赃财,老皇帝自然不会对皇孙厚此薄彼。刘文涣也同时被委以重要差遣,主要有两项工作,其一湖北水师经此一难,人心涣散,战力不存,这样的情况显然不能容忍长期存在,必须即行整顿,使其迅速恢复秩序,而对水师的整顿事宜,老皇帝就交给了刘文涣,当然,由大内军指挥使呼延赞辅助。
还有一事则是“扫黑除恶”了,江陵府繁荣的躯壳上,寄生着无数的虫蛭,活跃于社会底层,出没于暗角阴影,无时不刻不在吞噬着小民们的血肉,也动摇着朝廷的统治。
因此,奔着剪除凶恶、还民治安,也要将江陵府繁荣表象下的浑浊空气澄清一新。当然了,再凶恶的爪牙,也只是爪牙,没有了权贵们的庇护,根本不值一提,于是扫到最后,还是一个治贪反腐的问题。而江陵府上空,最大的那张伞,已然折断,这倒给刘文涣减少了不小的阻力。
给俩皇孙差事,老皇帝并没有太多表示,但落在有心人眼里,就是一个特殊且明显的政治信号了,这分明就是在考察两个皇孙嘛。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远在江陵,东宫那些宾客、佐官都不在,刘文济身边甚至只有两名随从,虽然老皇帝配备了张知白、呼延赞帮衬,但老皇帝提前有所交待,他们只为托底,在处事上基本更多地让两皇孙自由发挥,重点观察的,是他们的个人素质。
对此,很多人考虑得远的人都不禁感慨,看来隔代之君的选择就在这两皇孙之间。然而,一生此念,却又引来更多的疑惑。
倘若圣意属定二皇孙,那东宫嫡子怎么解释,那可是嫡皇孙,礼制不可废,即便封个皇太孙依当下的政治氛围,也不会有多少人反对,至少不敢明面反对。
同时,皇孙文济,虽是太子亲儿,但他身上流淌着的契丹人的血脉,就不得不虑了。虽然大汉风气对这方面并不是那么地在意,但凡事怕对比,刘文涣与之相比,那才是根红苗正,更为人所接受。
何况,漠北契丹尚存,倘若文济承嗣,那岂不给外夷窥伺中原的机会,这样重大的政治风险,即便是皇帝陛下也不敢犯吧!但是,皇帝终究老了啊
对于那些庸人自扰、杞人之忧,老皇帝自是一点不在意,他在意他关注的东西,把两皇孙放在江陵,同时委派差遣,然后默默观察即是了。
隔代嗣君的事情很远,毕竟连太子都还没上位,但同时又很近,毕竟老皇帝一死,谁承名分就会成为朝廷一桩大事。
因此,老皇帝怎么可能不思量。只不过,这件事对老皇帝来说,可比当年立刘旸为太子,要为难得多。抛开名分,洛阳那个尚不足五岁的稚童,怎么可能像这两个他几乎看着长大的皇孙,更得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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