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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北伐,可谓精锐齐发,仅殿前、侍卫两司禁军,便发十万之众,两京及其周边戍守的兵力,大部抽调。殿前司下属铁骑、龙栖、小底,侍卫司下属龙捷、护圣、奉国、兴捷悉数从征,而其中,马军就有三万骑。
再兼北面都部署下属的四万边军,以及河北都司调集两万多地方兵马,以及燕军两万,还有郭崇威在西北地区征召的上万雇佣骑兵。
是故,此番北伐,仅河北方面,大汉所遣战卒,就是实打实的二十万众,除了都司兵马与雇佣的杂骑战力稍弱之外,剩下的都是经过常年操练的精锐。若是再算上大量的辅卒以及民夫,那人数则突破了四十万人。
这样的实力,用倾国之力来形容或许勉强,但在维持国内统治稳定、诸边防御的基础上,大汉朝廷也算做到极限了。而集大汉七成以上的精锐,刘承祐选择御驾亲征,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御驾亲征的问题,朝中又是一番争执,总有人持谨慎态度,不想让皇帝去北方冒险。大兵之争,胜负难料,如果以这样的实力,北伐仍旧失利了,那无论是对于皇帝,还是对于国家而言,都是威信的巨大挫伤。
皇帝最好还是坐镇东京,安定人心。事未虑胜而先虑败,是个谨慎持重的态度,然而,很多人都只顾着想战败的后果,却少思胜利的辉煌。
是故,哪怕有范质为首的一些大臣极力劝谏,但根本无用。乾祐元年,国家困难,亲征一个李守贞都劝不住,而况于如今权威愈盛的皇帝。
如此庞大的动兵规模,除了完善有序后勤支撑,诸军的协调统率,是至关重要的,而指挥系统的构建则是重中之重。
皇帝亲征,御营由铁骑军、龙栖军、大内军一部,以及一些辅卒及后勤人员组成,约步骑三万,由赵匡胤担任都部署。
在前线设幽燕行营,陈留王安审琦为都部署,燕王赵匡赞副之,总督汉燕诸军。其下,高怀德为马军都统,慕容延钊为步军都统,柴荣为都监。后勤方面,以李处耘为行营粮料使,韩徽(韩通之子)为副使,负责营前辅卒、民夫的管理以及军需之供应。宰臣魏仁溥为两河转运使,薛居正挂副使职,负责后方军资的筹措供应。
而御驾出发之前,对于东京,刘承祐自然做了妥善的安排。太子监国,诸宰辅之,处理政务,保证在皇帝离京期间国家的正常运转,这在皇帝前几次出巡期间,已经有过充足的经验,只是此次,有个少年太子当作吉祥物供着。
当然,太后、皇后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此次,雍王刘承勋也在辅臣之列。由于柴荣、李处耘都随军北征,枢密院的事务,暂由王朴权领。
至于京城的防御,刘承祐交给了向训以及韩通,分兼并正副巡检使。事实上,在大军陆续开拔北上后,东京的兵力防御立时薄弱不少,只有殿前内殿直、侍卫武节军、皇城大内军以及一部分巡检兵马。当然,这还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拱卫京师。
兵力抽调得最狠的,还得属洛阳、滑、卫、澶、濮及大名府这些拱卫东京的重镇,这些地方也是一直以来禁军戍防的主要地区,兵马北调之后,防御可以用空虚来形容。不过,如果敌军想要进攻到这些核心统治地区,也基本是不可能的。
当然,此次北伐,大汉也不仅河北这一路大军,次之的是河东方面,由国长、卫王符彦卿为主帅,总督河东兵马,王彦超副之,发武万步骑,出雁门、保德地区,攻略云朔,杨业为先锋使。
另外,还有几路偏师,郑国公史弘肇、定边军使王彦升也率师自灵州地区活动。靖江军都指挥使,率莱州水师,跨海北渡,寻机切断辽西走廊,以绝关外辽国兵马。
夏州李彝殷、延州高绍基也都发诏,令其攻辽。李彝殷那边,或许仗着汉辽交兵的底气,敢北击契丹,扩充地盘,增加实力。但背后有高绍基这根搅屎棍在,一同举兵,想要安心兵事,基本不可能。毕竟,李、高两家算是世仇了。而夏延之师,很可能到最后也就助助声势。
至于高丽那边,伐辽的诏书也由汉使递交,不过那高丽光宗王昭正忙着改革,打击豪强,杀戮功臣,让他为大汉火中取栗,发兵对付辽军,基本也不可能,能够表明一下态度,就算他亲汉了。
北伐大业,对付辽军,还得靠大汉自己。
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乾祐11年8月21日,汉帝刘承祐正式率领御营兵马,自东京出发北上,这也是最后一支北伐参战的军队。
随驾的,除了一些近臣之外,并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人,不过贵妃高氏、宁妃郭氏得以从征,贴身照料刘承祐饮食起居。事实上,若非折娘子有孕,他一定会带上她的。同时,皇长子、三子、四子,一并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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