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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乔陶醉在自己周围良好的人际关系中,尽管那份工作使她整日里忙忙碌碌,保证糊口的同时还由于付出劳动而让面包变得更为香甜,可她仍然挤时间搞文学创作。眼下占据她全身心的创作目的,对一个穷则思变的女孩来说十分自然,但她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却不是最好的。她发现金钱可以转变成权力,于是,就下决心去拥有金钱和权力,不仅仅是为她独自一人享用,而且为了那些她无限热爱的人。

要给全家添置舒适的用品,要满足贝丝的一切需求——从冬天的草莓到她卧室里的风琴,还有自己要出国。永远有花不完的钱,可以尽情地施舍,这情景是乔朝思暮想的空中楼阁,已经酝酿了许多年。

写故事曾经获奖的经历,似乎打开了一条路,只要经过长途跋涉和努力攀登,便可通往令人欣喜的空中楼阁。但是那部长篇的灾难一度熄灭了她的勇气,因为公众舆论是个巨人,曾经吓坏了比她更胆大的杰克[1]们,而且他们攀登的豆茎要比她的来得粗壮。和那个不朽的英雄一样,首次尝试后她休息了片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次的结果是跌了一跤,却赢得了巨人的珍宝中最最不可爱的一份。但是乔与杰克一样,“爬起来再干”的念头强烈得很,因此这一次,她从背阴的一面往上爬,获得了更多的战利品,但差一点丢下了远比钱袋更宝贵的东西。

她着手写轰动性了,因为在那个阴郁的年代,就连最优秀的美国人都在读垃圾。她任何人也没告诉,编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然后亲自带上稿件,斗胆去找《火山周报》杂志的编辑达什伍德先生。她从来没看过《裁缝重新裁》[2],但具有女人的本能,知道服饰对许多人的影响力,要比性格的价值或者风度的魔力强大得多。所以她穿上盛装,尽力做到不激动,也不紧张,勇敢地爬上两段又暗又脏的楼梯,来到了一间混乱不堪的房子。屋里弥漫着雪茄烟的云雾,眼前坐着三位先生,他们的脚跟搁得比他们的帽子还要高。看到她出现,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费神去脱帽致敬。这种接待形式让乔感到有些气馁,她在门槛上犹豫着,很尴尬地低声说道:

“劳驾,我找《火山周报》编辑部。想见达什伍德先生。”

那双翘得最高的脚落地了,那位烟抽得最凶的先生站了起来,手指间小心地夹着雪茄。他点点头往前走,脸上除了睡意毫无其他表情。不知怎么地,乔觉得自己必须把这件事搞定,便拿出稿子,心慌意乱地说着事先精心准备好的话,结结巴巴,脸越说越红。

“我的一个朋友希望我帮着递交——一篇——仅仅是个尝试——想听听您的意见——如果合适会乐于写更多。”

就在她红着脸结结巴巴说着的当儿,达什伍德先生把稿子接了过去,用脏兮兮的手指翻动着稿纸,挑剔的目光上下扫视着整洁的页面。

“依我看,不是第一次尝试了吧?”他注意到页码标出来了,单面誊写,没有用丝带捆扎。用丝带捆扎手稿是新手的明显标记。

“是的,先生。她写过一些,有一个故事在《巧言令色石旗帜》杂志上获过奖。”

“哦,是吗?”达什伍德先生迅速看了乔一眼,这一眼似乎注意到了她身上所有的穿戴,从帽子上的蝴蝶结到靴子上的扣子,“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它留在这里。我们手头此类稿子太多,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我会看一遍,下星期给你回话。”

这会儿乔倒不想把稿子留下来了,因为达什伍德先生一点也对不上她的胃口。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她别无选择,只能鞠躬离去。她昂着头显得很高傲,每当她恼羞成怒的时候,总是这样。此刻,她既怒又羞,因为很显然,根据三位男士相互会意的眼神,“我的朋友”的小编造被他们当成了大笑话。那个编辑关上门,嘴里说了句什么没听清,立刻暴发出了一阵笑声。她感到自己彻底失败了。回家的路上,她几乎决心再也不来了。她拼命地缝制围裙以泄愤,一两个小时后她冷静下来了,能够笑着回忆那一幕,并且渴望下星期的到来。

她再去的时候,只有达什伍德先生一人在,这让她高兴。达什伍德先生没有上次那么一副瞌睡相,因此合胃口了。他也注意举止了,没有一味地抽他的雪茄,所以第二次见面比第一次要舒服得多。

“如果你不反对做些修改,我们将接受它(编辑们从来不说‘我’)。故事太长了,把我做过记号的段落删掉,长度就比较合适了。”他公事公办地说道。

乔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稿子了,一页页都弄得皱巴巴的,还有很多段落下面画了线。感觉就像一位慈母被要求锯断自己孩子的腿,以适应一个新的摇篮。她看了看标有记号的段落,发现所有道德反省的段落都被勾销了。她感到很奇怪,这些段落都是她精心安插的,是传奇文学不可或缺的。

“可是,先生,我认为每一个故事都需有某种道德教训的,所以我很注意让故事中的一些负罪人物忏悔。”

达什伍德先生收起编辑的严肃表情,露出了微笑,因为乔忘了她的“朋友”,口气俨然是个作者。

“你知道,人们要娱乐,不要说教的。道德教训在当今社会是没有销路了。”顺便提一下,他的这种说法不太对。

“那么,你认为做这些改动就成了?”

“是的,情节很新颖,构思很好——语言也不错,等等。”达什伍德先生和蔼可亲地回答说。

“你们那个是——也就是,稿酬多少?”乔不知道怎么表达。

“噢,对,那个,我们付这类东西的稿费通常是二十五到三十美元,刊用即付。”达什伍德先生回答说,仿佛自己刚才忽视了这一点。据说,这类小事儿,编辑们通常都会忽视的。

“很好,你们就用吧。”乔神情满意地把递回去,她干过报纸专栏一元一栏的工作,二十五美元也算是个好报酬了。

“我是否可以告诉我的朋友,如果她有更好的故事,你们愿意再接受一篇?”乔问道,成功给她壮了胆,根本没有发觉自己刚才已经说漏了嘴。

“那我们得先看看稿子。现在不能承诺。告诉她要写得简短而有趣味,不要去在乎道德教训。你朋友喜欢在上面用什么名字?”编辑用满不在乎的口气问。

“请不要署名,她不喜欢出现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笔名。”乔说,脸不由自主地红了。

“当然可以,就按她的意思办。故事下周可以刊出,是你自己来拿稿费呢,还是我给你汇过去?”达什伍德先生问,他很自然地想知道他的新撰稿人是谁。

“我自己来拿。再见,先生。”

她离开后,达什伍德先生把脚搁到桌上,发表了一句雅评:“老套路,贫穷而清高,但她能行。”

乔按照达什伍德先生的指示,把诺斯伯里太太当作原型,一头扎进了轰动性文学的泡沫性海洋里,多亏一个朋友扔给她救生衣,她才又浮了上来,没有因为潜水而呛坏了。

像大多数年轻的写书者一样,她也把目光瞄准国外去寻找故事的人物和场景。匪徒、伯爵、吉普赛人、修女和公爵夫人都出现在她的舞台上,担任着各自的角色,如同预期的那样,真实而生动。她的读者们对诸如语法、标点符号和可能性之类的小事不是很挑剔。达什伍德先生以最低的价格好心地让她担任他的专栏作者,并认为开门迎客的真正原因没必要告诉她——他的一个雇佣笔者被别人以更高的价码挖走了,卑鄙地把他晾在困境里。

不久,她就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兴趣,因为她那瘪瘪的钱包鼓起来了。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明年夏天带贝丝到山区度假的小积蓄稳扎稳打地增长了。她感到满足,但有一件事让她不安,那就是她没把这事告诉家里。她有一种感觉,爸爸和妈妈不会赞同的。但她宁可先斩后奏,以后请求他们原谅。保守这个秘密是容易的,因为她在故事上没有署名。达什伍德先生没过多久当然发现了秘密,但承诺保持沉默,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食言。

她认为这样做对她没有坏处,因为她真心实意地不打算写让自己感到羞耻的东西。她一想到奉上自己所赚的钱、笑谈守口如瓶的那个幸福时刻,内疚之心就平息下来了。

但是,达什伍德先生除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其他一律退稿,而除非去折磨读者的灵魂,是达不到刺激效果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乔不得不在历史与传奇、陆地与海洋、科学与艺术、警察局档案与疯人院里到处搜索素材。不久,她发现自己的经历很单纯,只不过略略窥见过构成社会基础的悲剧世界。从商业的角度出发,她调动特有的劲头,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她急切地为故事寻找素材,一心要使故事情节独辟蹊径,写作手法的娴熟就顾不得了,因此她在报纸上搜寻事故、事件和犯罪案件。她打听有关毒药的书,结果引起了公共图书馆职员的怀疑。她上街观察路人的脸,研究周围人物,不管是好人、坏人,还是不好不坏的人。她钻进尘封的故纸堆里寻找真实的或虚构的故事,由于这些故事十分久远,所以和新的一样好使。她利用自己有限的机会去接触人间的荒唐、罪过和苦难。她以为自己混得很成功,却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亵渎某种女子特有的细腻品质。她生活在坏人堆里,尽管这是她虚构的社会,但对她产生了影响,因为她目前的精神和想象的食粮是危险和虚无,过早地接触生活的阴暗面,很快就让本性中抹去了天真无邪的青春气息,尽管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经历。

过多地描写他人的爱恨情仇,促使她研究和反思起自己的情感来,她开始感觉到,而不是看到,自己正沉浸在一种病态的、健康的年轻人不会主动介入的娱乐活动中。做了错事总会得到惩罚,乔在最需要惩罚的时候,她得到了。

不知道是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帮助她读懂人物,还是女人渴望诚实、勇敢和坚强的天性帮助了她,当她赋予故事中的英雄以阳光下所有的完美品质时,乔发现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她对他产生了兴趣,尽管他身上还有许多常人的不完美之处。巴尔先生在他们的一次谈话中建议她,要她研究淳朴、真实、可爱的人物,不管她在哪里发现他们,并把这当成是作家的有益训练。乔听从了他的建议,冷静地转身研究起他来。他要是知道她在研究自己的话,肯定会很惊讶的,因为这位可敬的教授认为自己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起初,有个问题乔始终搞不懂,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他既不富有又没什么成就,既不年轻也不潇洒,无论在哪方面都称不上风度翩翩、仪表堂堂,更不用说才华横溢。可他却像一团温暖的火,人们为他所吸引,在他身边就像围在暖和的火炉边。他很穷,却总把东西送给别人;是个外国人,可好像每个人都是他的朋友;并不年轻,可心情开朗得像个孩子;相貌平平,还有点古怪,可在很多人眼里,他却是漂亮的,看在他的分上,人们都愿意原谅他的怪癖。乔常常观察他,试图寻找出他的魅力所在,最终断定是爱心创造了这一奇迹。他要是有什么伤心事,也是“头埋在翅膀下”,他向世人展示的只是阳光灿烂的一面。他额头上出现道道皱纹,可时间之神似乎记得他待人善良,只是轻柔地碰了他一下。他嘴边的曲线令人赏心悦目,铭记下许多友好的话语和爽朗的大笑。他那双眼睛从不冷漠,也不严厉。他那双大手温暖有力,其表现力胜过千言万语。

他穿的衣服似乎也具有主人热情好客的天性。外形很宽松,意在穿得舒服。宽大的马甲,暗示着里面有宽广的胸怀。褪色的上衣,透出几分善交际的样子。几个松垂的口袋,清楚地表明那几双小手经常空手进,满手出。那双靴子给人一种亲切感,衣服的领子也从不像别人的那样挺括,不会发出刺耳的咔咔声。

“原来如此!”乔心想。她终于发现,真诚地善待自己的同胞能美化人,提升人,一位德国胖教师也不例外,尽管他大口地吃饭,自己缝补袜子,还得为巴尔这个名字所累。

乔非常珍视善良,也尊重才智,这是女性的特质嘛。对这位教授的一个小发现,使她更加敬重他。他从来不提自己,也没人知道他在家乡的城市非常受人尊敬,因为他学识渊博、诚实正直。后来一个同乡来看他,在和诺顿小姐聊天时,才透露出这件令人高兴的事。乔是从诺顿小姐那里得知的,而巴尔先生自己从来没提过,为此她更高兴了。他在美国只是个寒酸的语言教师,可在柏林他却是位知名教授,乔得知此事感到十分自豪。这个发现给他的生活增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大大美化了他朴实、勤奋的生活。

除了才智,巴尔身上还有一种更加优秀的天赋,它以非常意外的方式展现给了乔。诺顿小姐能自由出入文学圈,要是没有她,乔也没有机会去见识一番。这个孤独的女士喜欢上了这位胸怀壮志的姑娘,她把许多类似的机会友好地赠予了乔和巴尔教授。一天晚上,她带着两人参加了一个为几位名流举办的高级酒会。

赴宴之前,乔就准备好向这些伟大的人物鞠躬致敬。早在遥远的地方,她就已经以年轻人的热情崇拜这些伟人。可是,那天晚上,她对天才的敬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发现这些伟大人物也不过是凡夫俗子,好久都没回过神来。她怀着仰慕的心情,羞怯地看了一眼那个诗人,他的诗句使人想起食用“精神、火和露水”为生的天神,他正以一种极大的热情狼吞虎咽地吃着晚餐,这种热情烧红了他那智慧的面容,你可以想象她有多沮丧。偶像落地了,她掉转方向,又有其他的发现,这些发现迅速驱散了她的罗曼蒂克幻想。那位伟大的家在两个大酒瓶之间举棋不定,像个钟摆有规律地摆动着;那位著名的神学家公然与一个当代的斯塔尔夫人[3]调情,而她对另一个温和地讽刺她的科琳怒目而视,因为科琳在吸引起渊博的哲学家的注意时占了她的上风;而哲学家像约翰逊[4]一样高雅地饮着茶,显得睡意蒙眬,因为那女士喋喋不休,使得他无法说话。科学界名流们忘记了他们的软体动物和冰河时期,一边聊着艺术,一边以特有的劲头专攻牡蛎和冰淇淋;俨然是俄耳甫斯[5]第二的年轻音乐家,迷倒了整个城市,却在吹牛;那个英国贵族的现场标本,恰恰是这次酒会里最普通的人。

酒会还没过半,乔就完全幻灭了。她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努力恢复常态。不久,巴尔先生也坐了过来,他显然与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很快,几个哲学家大谈起了各自的业余爱好,他们踱步过来,最后在休息室演化成了一场智力竞赛。他们的谈话乔不知所以,可她喜欢听,虽然康德和黑格尔不知是哪方神仙,“主观”和“客观”也是莫明其妙的术语。这一切结束以后,“她内在意识产生的”唯一产物是头痛。她渐渐明白过来,世界正在被拆得粉碎,然后按照新原则重新组合,而这些谈话者认为,这些原则空前无比优越。而宗教很有可能被推理为虚无,而智慧则是唯一的上帝。乔对各种哲学和玄学都是一窍不通。但是她听着听着,心里升起一种奇怪的冲动,既快乐又痛苦,感到自己飘到了时空之间,就像节日里放飞的小气球。

她回过头想看看教授是否喜欢,发现他看着自己,脸上带着从未见过的严肃神情。他摇摇头,示意她走开。可她当时对思辨哲学的自由着了迷,呆呆地坐在位置上,想知道这些智者推翻了一切旧的信仰之后,拿什么作依靠。

再说,巴尔先生自信心不足,不轻易发表己见,这倒不是因为他没有主见,而是因为他太真诚、执着,不想轻率地讲出来。他的目光从乔转到另外几个年轻人身上,他们都被璀璨的哲学焰火所吸引,他皱起眉头,渴望着说几句,他替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担心,生怕他们会被焰火引入歧途,等到曲终人散才发现,只有一根空空的烟花棒,或者就是烧伤的手。

他尽量克制着,可等到有人请他发言时,他义愤填膺,用雄辩的真理来捍卫宗教的尊严——雄辩使他并不地道的英语变得动听起来,相貌平平的他也显得漂亮了许多。他战斗得很艰苦,因为那些智者能言善辩,而他永不言败,勇敢地坚守阵地。不知怎的,听着他的讲话,乔感到世界恢复了正常。古老的信仰存在了那么长时间,显得比那些新观点要优越得多。上帝不是盲目的力量,永恒也不是美丽的寓言,而是一个福音事实。她感到又脚踏实地了。虽然巴尔先生讲不过别人,但信仰绝没有动摇,等他讲完,乔想鼓掌感谢他。

但她没有这么做,不过她记住了这一幕,从心底里尊敬教授。她明白,要在此时此地直抒胸臆,确实要费很大的劲,是良知让他不能保持沉默。她开始意识到,拥有品德比金钱、地位、才智和美貌都更可贵;她开始感到,要是伟大像一位智者说的那样,是“真理、尊严和善意”,那么她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巴尔不仅善良,而且伟大。

这一信念日益巩固。她重视他的看法,她希望得到他的尊敬,她要使自己配得上他的友谊。就在她的这个愿望最诚挚的时候,她几乎失去了一切。事情起源于一顶三角帽,有一天傍晚教授来给乔上课,头上戴了顶纸做的士兵帽,是蒂娜给戴的,而他忘了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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