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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启明笑眯眯的说道:“医术讲究对阵下药,表示肯定要投其所好,不知道苏部长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果然是老江湖,从邱启明这句很有哲理性的话赵德三就听得出他果然老道,一看就知道为了自己升副局的事情已经费了不少心思了。
在官场这几年的经历,赵德三已经总结出了两个官场之中人际交往必须掌握的既能,第一,就是喝酒,在官场,喝酒是一门学问,很多事情,只要能喝酒、会喝酒,就会在酒桌上解决掉;第二,就是送礼,送礼是从古至今,官场上一项官员之间来往最为频繁的活动。
送礼,是古代官场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可以拉近和官员之间的感情,可以方便政务的办理。可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难题是:礼,怎么送?送好了,固然可以皆大欢喜,办好事情,送的不好,不仅会无功而返,甚至可能截然相反、害人害己。怎么送才能,又有效呢?因此,很多人拿着礼金、礼品,就是不知道如何送到官员手上。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像科学那样,用概念、公式,分条缕说清楚,其中有很多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内容。
首先,直接把钱和礼物送给官员,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但效果也难以预测。给官员直接送钱送东西,往严格了说,就是犯罪现场:送礼的人行贿,收礼的人受贿,而且人赃并获。因此,最直接送礼的方式危险性太高,既不安全,效果也没有保障。对官员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义正言辞的拒绝,把送礼者痛骂一通:“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快拿走,我出淤泥而不染!”幽默一点的,可以说:“请你把礼金送到政府去。”结果,送礼者就成了官员彰显自身清廉的污点证人,一场送礼行为变成了拒腐案例。
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人过生日。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家荡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金鼠送给知县大人。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道:“拙荆下个月生日,她是属牛。”送礼者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极品官员,估计要崩溃了。所以,官场送礼不是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这么直接。
好在官员们多少有些爱好,喜欢附庸风雅,投其所好地送礼,因为隐蔽所以安全,往往还能更好的起到增进感情的作用。晚清权倾一时的庆亲王王奕恇、载振父子贪墨出名。苦于反腐制度森严,舆论监督踊跃,送礼者不敢过分,而王奕恇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代很流行,王奕恇、在振父子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组下院子,装饰一番后,作为‘会客’场所。来者后,宾主自然要娱乐一下,围坐在一起搓麻将。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来者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王奕恇父子根据宾客输钱多少,决定卖官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有宾客们自己玩,载振抽钱,好在宾客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
书画古玩是古代官员的另一项爱好,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出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使端方就是一位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著《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等等,堪称“著作等身”。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凌然的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表示自己很清廉。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的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的家里由他慢慢赏析去了。端方这样的‘书画古玩控’在晚清还不少。因为收的珍宝太多了,背景的琉璃厂一条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铺的幕后老板就是端方一类的高官显贵——台前老板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奴才、亲信。‘文雅’的高官们把家里的古玩书画摆在琉璃厂去卖,为了提高业绩,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向求他们办事的人‘透露’,某个古玩或者某副书画如何如何的好。有时候,他们就干脆高调刻意的抬高某个作者的作品。有心求他们办事的那些人就自然去市面上寻找相关的书画古玩,结果发现就在该人开设的店铺中。于是,如果看到了某件古玩周而复始的进出某位高官的府邸,也是可以理解的。
送书画古玩,看似成本很高,实则不然。虽然古代官员中读书人的比例很高,但真正精通文史、懂得古玩书画的人很少,大多数是附庸风雅而已。这就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乱七八糟途径迈进仕途的高官显贵们了。端方其实也是附庸风雅,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藏品中发现了许多赝品以及很多并不出众的收藏品。据说,端方对古玩字画的判断完全仰仗手下那些同样不是很明白的幕僚,评判的标准是一靠送礼者的吹嘘,而是看书画作者的名气。不用说,端方那本金石学专著,也很可能是代笔之作。只要端方一类的官员认为礼品有价值,送礼者的目的就达到了。送礼者完全可以寻找赝品或者次品去滥竽充数,因此降低了送礼的成本。
不论是投其所好,还是送书画古玩,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他们都不像是劳动所得来的合法正派。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最常见的做法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润笔收入,是明清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明朝中后期,社会上逐渐形成向官员购买墨
宝和文章的风气,百姓向官员、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有事没事的就来求文、求字。官员们盛情难却勉为其难的应承下来,写完后再半推半就的接受不菲的润笔。后来,官员不问求文者的人品,、事由,只关心润笔的多少。到最后演变成了官员题字、文章非出钱不可,没有免费的了。到清朝,这股风气越来越盛,润笔费用越来越高,成为官场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员收入的大头,到现在官场,仍旧有一些官员喜欢出版一些所谓的专著,从中赚取一笔合法酬劳。
据说,张之洞但仍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更为了漂白父亲的恶性,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有个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张之洞还真就写了。他科举高中,翰林出身,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润笔的费用也不低。一字千金,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不过张之洞好的一面是把这笔费用用在了近代事业上,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里,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问对象,不顾事实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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