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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唐朝时期的“天平”六年(西元734年)和“天平”八年(西元736年),日本平城宫皇先后赠赐“法隆寺”的香料计有:熏陆香七百一十五两,沈水香九十六两……甘松香九十六两,苏合香一十二两。”
在“镰仓幕府”时代,虽然大多数庄园已经可以大批量生产丝织品,但日本的庄园主和官员们仍更喜欢中国的丝织品,毕竟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无论是质量还是口碑都更好,使大量的宋朝丝织品被出口到日本。
“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产的丝织品,甚至连其婢女亦皆穿戴进口衣服……连内侍也穿唐式衣服。”宋朝的‘蜀锦’和‘吴续’在日本也深受欢迎。“
《平氏物语》中说:“平清盛拥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宋朝的瓷器比前代更加精美,其中青瓷和白瓷是主要代表作品,被用来大量出口。因此,斯波义信在《宋代的海外贸易》中指出“日本镰仓可能是中国瓷器和铜钱的最大进口者”。而大量宋版书籍的出口也颇为引人注目。
由于日本上层社会把馈赠宋版书籍视为一种时尚,所以大量宋版书籍被贸易到了日本。但是,宋朝统治者担心本国的机密泄露给周围的对峙政权,所以一直禁止宋版书籍的出口,但是由于巨大利润空间的存在,所以还是有很多书籍被走私到日本。
“宋商刘文仲于仁平年间(以《东坡指蒙图》二贴、《五代记》十贴、《唐书》十贴献给左大臣藤原赖长;平清盛于治承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从宋朝输入的《太平御览》献给高仓天皇。”
世纪宋朝铜钱大量出口到日本,不仅有相关史料的记载,还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做印证。铜钱出口对宋日两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日两国学者对此都比较关注。宋朝除王安石变法时期外,其他时期一律禁止铜钱外流,并屡发禁令,如宋太祖幵宝三年、宋神宗熙宁七年、宋哲宗元祐六年都发出过禁令。
到了南宋时期,“市舶司”会派官吏检查出海的商船,以防铜钱外流,但铜钱外流还是屡禁不止。铜钱大量出口到日本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商业发展很快,急需大量优质的宋朝铜钱来作为商品等价交换工具。此外,铜钱在日本市场价格很高,利润空间巨大,致使宋、日两国商人都想尽办法偷运铜钱到日本。
宋朝商人在购买日本货物时,多用宋朝的铜钱交换,而日本商人在购买宋朝货物时,则多用砂金、黄金、白银来进行交换。因此,在近代的考古发掘中,大量的宋朝铜钱在日本境内各地都有所发现。
宋朝铜钱在日本分布范围非常之广,而且出土的宋朝铜钱总量也特别的大,这些都直接印证了宋、日铜钱贸易的繁盛,以及宋铜钱大量流入日本境内的事实。
后世学者李嘉图发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系统性的提出了比较优势论,认为发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不同国家在不同行业间的生产效率不同,各国也都倾向生产自身优势比较明显的商品。
比如宋朝在铜钱生产和水稻生产上的生产效率都髙于日本,但是在古代东亚贸易中我们还是发现宋朝从进口水稻,而日本从宋朝进口铜钱。这是因为宋朝在铜钱生产上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日本,
这种优势特别的明显。但在水稻生产上,宋朝的优势显然就没那么明显了,因此还从日本进口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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