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9章：“倭国”&“日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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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倭王”圣德太子时代（西元593年——西元621年），“倭国”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面摄取中国隋唐两朝的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

自西元630年到西元894年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随行的就有许多留学生、求法僧和美艳女子。前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后者试图勾引中国男人中身材高大者为其配种。

当时，在吸收了中国的儒家和佛家理论的基础上，日本的本土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特色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文化”在其形成后影响巨大，成为后来日本人在价值与道德方面的基本准则，这便是“武士道”。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的“镰仓幕府”时代。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的。但是，“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的“政治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

在儒教和佛教的思想中，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被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充分提供了。而“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只论厚黑”。因而，“武士道”在人格形成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

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这与西方“黑暗森林法则”理论如出一辙，也很符合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产生的“厚黑理论”！

日本的“武士道”总结起来就只有八个字，那便是：“义”、“勇”、“仁”、“礼”、“诚”、“名”、“忠”、“克”。

在之前，“武士道”是以推崇善良为本性的，但就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和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武士道”就经历了一次畸变。此后，“武士道”作为传统封建制度的“精神规范”，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最后成为了明清以后“大日本帝国主义”向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宣传工具”和“思想纲领”。

“武士道”中有一个终结仪式，那边是“切腹”。“切腹”是最具“日本特色”的自杀方式。在古代，日本人打了败仗时都要剖腹谢罪，未完成主君交付的的任务时也要剖腹。即使到了现代，“切腹而死”对日本人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切腹”因极度痛苦而崇高，在日本人心中是最能体现人的勇气的自杀方式。

从另一角度来看，可以这么说：“武士道的精神就是看透了死亡，以‘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和篡改，因为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的“武士道”却是以“为主君必须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这种崇高的精神在近代却被滥用，因为日本政府利用日本人民对“武士道精神”的崇拜，培养了一大批不怕死、勇于为国家、战争献身的士兵。而日本在近代之所以如此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群不怕死的士兵，比如“神风敢死队”敢开飞机去撞美军航母，“关东军”敢用军刀去劈砍苏军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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