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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宗亲尾大不掉的问题,由朱翊镠提出来当然不一样。
朱翊镠是皇帝。
张居正当初只是首辅,尽管当时朱翊钧也不亲政,基本上一切都由张居正说了算,可臣就是臣。
臣与君毕竟不一样。
如今朱翊镠明确提出来,申时行当然看到了一线希望。
虽然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也触及到皇室宗亲的利益,比如清田大计,将皇室宗亲占有的土地也扒出来不少,但朝廷供养皇室宗亲需要高昂的财政支出的问题依然束之高阁。
明明看到并指出这个问题,张居正在十年改革途中却没有采取行动,可见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他的可控范围。
想到张居正的改革,作为张居正的得意门生,申时行当然清楚其座主改革的脉络与方向。
张居正明确指出的五大隐患,国家没有钱不富裕,财政入不敷出,是改革急需解决的当务之急。
为什么出现财政危机呢?其根源大致在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明朝中期之后,土地兼并发展迅猛,大量民田被皇亲国戚及官僚地主侵占。皇庄、王庄遍及京畿,地方上官僚与地主豪强也跟风兼并土地,侵夺民产。
一时间,不论是有爵位的勋臣,还是大内派出的太监,亦或是有功名伴身的豪绅,纷纷抢占兼并土地,各类庄田不断扩张,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苦不堪言。
而与此同时,夺得大量土地的贵族官僚们,由于享有无需纳粮交税的优免权。在兼并土地之后,利用特权虚报田数逃税,这也就造成了明朝的土地被兼并的越来越多,而国家的税收却越来越少的局面。
到了万历初年,全国田赋收入比明朝初期整整减少了一半。
对于以田赋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明朝来说,纳税田的数量减少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日益缩减。
但庞大的皇室宗亲及行政机构开支有增无减,以及官员的贪污和浩大的军费,都极大的加重了明朝财政入不敷出的程度。
第二,人口流失,可控的人口急剧减少。随着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愈演愈烈,明朝实际控制的人口也开始不断减少,大量农民纷纷破产,或流亡荒野他乡,或卖身于豪强为奴。
以至于明朝建立之初,全国户口总数尚有一千六百多万户,但到了弘治四年全国仅剩下九百多万户,虽然后来有所缓升,但明朝控制的人口数大量减少是事实。
相应的也会导致土地荒废、赋税和徭役的征发困难,必然会加重明朝财政及经济发展的困境。
第三个根源,赋役不公,百姓负担沉重。明朝的赋役制度,是沿用前朝的两税法,田赋有夏税和秋粮之分,役法有里甲、均瑶、杂泛,所以赋税和徭役是分开的。
税是按田亩数量进行征收,对象是田。徭役征发的对象是户丁,这种赋役的征发方案,理论上是公平的。
但是自嘉靖、隆庆之后,官僚豪绅们在拥有优免定额的权利以外,还运用各种舞弊的手段,逃避赋役。
他们通常会买通胥吏,用“飞洒”,“诡寄”等方法,巧妙规避,逃脱赋役责任,而将繁重的赋役转嫁到贫苦的百姓头上,以至于出现了“富者田广而赋役轻,贫者田狭而赋役重”和“有有田而无赋者,有有赋而无田者”的情况。造成赋役严重不均的现象。
在这些因素的恶性循环下,明朝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日益凸显,国困民穷的现状逼迫着明朝开始寻觅改革自救的办法。
张居正推行改革正是基于这种种困境,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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