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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也不禁有些愕然,道:“何以见的?”
秦铮道:“康梁变法,计104天,却下变革令280余条,涉及政务、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事先既无考查论证,制定严密计划;途中又全无章法,,不得要务既无重点,又无条理,如此行事,岂有不乱之理。变法革新,何其重大之举,自古中国行变法事,鲜有成者,可知其艰难,因此非万分谨慎,全盘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而不可行,何况我中国地域广扩,人口众多,各地风俗、习惯、民心匀不相同,千头万绪,乱如麻丝,牵一发而动全身,岂能随性乱来。”
光绪听了秦铮的话之后,半响无语,尽管自己被夺权囚禁,甚致是差一点被废除,有很大一部份原因是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鲁莽行事而起,但光绪心里一直把康梁视为治世救时的栋梁之材,有时光绪还会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掌权,从海外请回康梁重新主持变法革新,使大清国富兵强,中兴天下。而庚子国变,出逃以后,光绪不止一次的想如果戊戌变法不被中断,大清恐怕巳是一派新欣向荣的景像,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秦铮却毫不客气的把他心目中的治国干材贬得几乎一钱不值,也让光绪心里非常不满,而且戊戌变法所下发的变革令虽然都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但也是经由光绪发出的,因此秦铮的指责、贬底,实际也是把光绪也算在里面了。
在旧时空里,有相当一段时间对戊戌变法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要过高,认为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却开启了中国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运动,其实在甲午战败以后,变法革新的思想就己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因此戊戌变法只能说是恰逢其实的将这种思想推动了一把,说到开启就有些言过其实了。
当然不能说戊戌变法没有进步意义,但毕竟一个仅仅只维持了104天的变法行为,真正对中国的思想进攻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要说戊戌变法的真正作用,主要是固定了清廷守旧顽固的印像,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让不少对清政府还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不过这个作用更准确的说应为戊戌政变的影响,而不是戊戌变法本身的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史学届对戊戌变法的性质定义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主导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本质上仍然还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仅仅只是从租界的报纸、书籍而来,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前,所谓的维新派竟没有一个人有出国考查的经历,由于是维新派的精神导师康有为,也只不过去了一次香港,到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反到获得出国的机会,游历日本及欧美诸国,但思想反到日益保守起来。
而在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对西方各国的体制、制度实际根本是半懂不懂。当然就算是半懂不懂,但比起当时的中国来说,维新派的思想确实也算得上是进步的,但维新派的持行能力,见识、政治手段,甚致是道德水准,都只能用可笑来形容,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件好事,反到是成就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名声,如果真的任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持变法,中国是不可能富强起来,而且不出一年中国非乱不可,庚子国变说不定会提前发生。
尽管光绪不愿做亡国之君,并且力图变法图强,但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封建君主,在戊戌政变之前,除了在慈禧面前以后,永远都是圣明之君,当然不会有错,这时也不禁生出海外华人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的想法来,但还是强压住心里的不快,道:“那么依你们之见,大清变法的要务之急在那里呢?”
秦铮当然听得出光绪的不满,心里想着就这一点气量还想当中兴的明君,不过既然光绪问到这里,也不妨亮一点干货出来,至于光绪听不听得懂,那就不管了,于是秦铮道:“当今中国的要务之急在于土地。”
光绪怔了一怔,没有想到秦铮给自己竟然是这两个字。
秦铮接着道:“国之根本在于民,而民之根本在于土地,我们回归中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也了解了一些现在中国的土地兼并情况十分严重,天下的土地,十之七八均为大地主、豪强、乡绅所占有,而农民所有土地只待十之一二,耕者无田则国不安稳,为历朝所警,自然是当今中国的第一要务,土地问题不解决,其他的什么变革都沒有用。”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光绪当然不会不懂土地兼并的危害,但一来是光绪对于土地兼并没有什么直观的认识,大多都是从史书上看;二来在光绪看来,只有效法西洋诸国变法革新才是要务,土地什么的,还是守旧的思维,而康有为,梁启超主持戊戌变法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提过解决土地兼并的事情,似乎是只要是变法成功了,土地兼并的问题就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了。
而秦铮却郑重其事的把土地问题列为中国的第一要务,不仅让光绪意外,而且也大失所望,还以为海外华人能有多大的见识,结果居然还是守旧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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