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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然是可以的,只要杀的人足够多,散兵游勇的气焰,终究是压得下去的。
在这个过程中,未必不会如江宁藩司、江宁将军顾虑的那样,“激出更大的变故来”,但是,要说湘军余部,真会走去扯旗放炮,终究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目下的中国,已不比原时空,掌握压倒性武力的,是关卓凡和赵景贤的这一边儿。
问题是——
赵景贤不晓得,曾国藩也不晓得,关卓凡却是晓得的,原时空,有一个“刺马案”在那里摆着。
留意一下时间线:
原时空,同治三年,即一八六四年,湘军克复江宁;同治七年,即一八六八年,马新贻履新两江总督;未足两年,同治九年,即一八七零年,马新贻遇刺。
本时空,由于关卓凡的介入,同治二年,即一八六三年,湘军克复江宁,较原时空,提前了整整一年;洪绪元年,即一八六八年,赵景贤将赴江宁本任,距江宁克复,将近五年,这个时间点,相当于原时空的同治八年,即一八六九年——正是马新贻和湘军集团的矛盾日趋白热化的时候。
马新贻对付不法的散兵游勇,就是“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然而,他得到的,是透胸一刀;而且,含恨长逝之后,刺马的幕后主使,逍遥法外,并永远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有人认为,“刺马案”的幕后主使,就是曾国藩本人,关卓凡以为,以曾国藩的为人和彼时持盈保泰的心气,再如何对朝廷和马新贻本人不满,也绝不至于出此下策的。
但是,“刺马案”一定是有幕后主使的;这个幕后主使,一定是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这两点,却概无异议。
凶手张文祥,刺马之前,同马新贻既没有任何交集,便不存在任何私怨,因此,一定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是他自己说漏嘴的话——就是说,一定是受人指使的。
除此之外,张文祥的供词,来来去去,不过一句“我为天下除掉了一个通回乱的叛逆”。
这自然是厚诬。
马新贻虽然是回教徒,却是自明初以来的山东土著,且十几代下来,进学、出仕,早就百分百汉化了;而且,他是“老教”,同马化龙、白彦虎之流的“新教”,真正是水火不容,怎么可能“通回乱”?
至于坊间关于马新贻奸占义弟曹二虎之妻、并杀曹二虎灭口的传说,更是子虚乌有,那根本是有人特意造作了出来,既为混淆视听,干扰办案,又为积毁销骨,败坏马新贻的清誉——既杀人、又诛心,用心极深、极险、极恶!
可叹的是,非但时人不辨是非,后人亦津津为之乐道,甚至添油加醋,反复敷衍,还拍成了电影——拍一部不过瘾,过些年,再拍一部!
马新贻为官清廉而有担当,不但整肃法纪,不惜其身;在改革漕运、减定浮收、整修水利上面,也很有作为,这样一个好官,不但沉冤难雪,还落得一个任人污蔑的下场,真正叫黑白颠倒!
“刺马案”叫关卓凡有很深的感慨:我们并不是没有达致历史真实的能力,但是,如何才能够将历史的真实呈现在大众面前,大众又如何才能够被说服接受这份历史的真实,却真是叫人无奈。
大多数的人,回顾历史之时,看到的,永远只是他自己想看到的,不想看到的,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历史的真实,永远不是大众真正关心的东西。而当政者,也未必乐见大众看见历史的真实、关心历史的真实。
扯远了。
本时空,马新贻已经从浙江巡抚的任上,调任陕西巡抚了,“刺马案”是不会发生的了,即将坐上原时空马新贻坐的那座火山口的,是赵景贤,那么,在本时空,会不会出来一个“刺赵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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