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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妥当,正式实施作战的时候,就要“速”了,即火力全开,予敌军雷霆猛击,务求一战全歼,不要打成添油战,也不要打成击溃战——原因呢,前面其实已经说过了,因为后勤补给的缘故,在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中,长距离追击,将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总之,这个“先迟后速,缓行速战”,强调战前准备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后勤保障的重要性。
让我们来看看,关卓凡和左宗棠两个,是如何如文祥所说,“军粮转运,万里不匮。遍读史书,历朝历代,用兵西域,军粮供给,无一时绝,无一日乏,如是次进军新疆者,前所未见!”
要做到“军粮转运,万里不匮”、“无一时绝,无一日乏”,说一千,道一万,摆在第一位的,是一个“钱”字。
不同于现代军队的军费开支、后勤保障,这个时代的中国,作为方面统帅,最主要的工作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两个字去掉——是自己替自己筹集、争取军费,有时候,这个工作,甚至比指挥作战还要重要。
洪杨乱起,几仗下来,国库就见了底儿了,从那个时候起,支撑中队大小规模军事行动的,就变成了“协饷”,即不经过中央,各省直接向某支军队解付钱粮。
协饷数量的多少,原则上和省份的贫富程度挂钩,但具体的数目,朝廷一般只在省份和军队之间做协调的工作,少做硬性的规定——事实上,你就算做了硬性的规定,人家两手一摊,说俺就是没有钱,朝廷也没有法子。
对于朝廷来说,能保证各省的“京饷”按时、如数到位,就很好了——皇家的开支、百官的俸禄,全靠这笔“京饷”呢。
既然在“上头”那里,“协饷”比不得“京饷”,军队的统帅就不能指望朝廷了,就得自己出面,同各省督抚套交情、拉关系,第一,保证已经商定的“协饷”,按时、如数到位;第二,游说对方,提高本省“协饷”的额度。
“协饷”制度,为敉平洪杨之乱及之后的历次军事行动,提供了基本的财政支持,但是,这个制度的副作用,却是极其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的“老板”,由中央政府,变成了地方政府——原因非常简单,给我发工资的,是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
地方由此坐大,军队由此离心。
“协饷”制度是中央财政匮乏的“便宜之举”,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不能继续饮鸩止渴了。
不然,谈何中央集权?谈何……“大事”?
关卓凡下定决心,从收复新疆开始,把这个格局彻底地扭转过来。
取消“协饷”,暂时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这笔钱,地方不掏,就得朝廷来掏,在对现有的财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之前,叫朝廷来掏这笔钱,不论是阎敬铭的户部,还是郭嵩焘的顾委会,都还是很吃力的。
财税改革,那是伤筋动骨的事情,目下,尚未到条件成熟的时候。
关卓凡能做到的,是切断军队统帅和“协饷”的直接的联系。
这一刀,就从左宗棠西征始。
前文有过交代,西征的军费,是关卓凡安排、胡雪岩经办的“借洋债”。
经过一番折冲,出借这笔款子的银团,领衔的银行,由英国人的汇丰银行,换成了关卓凡做幕后老板的花旗银行。不过,领衔的银行虽然换了,但担保条件并没有变:依然是由中国各地的海关做担保人,向银团开具“印票”,然后,各省的“协饷”解给海关,由海关代为还款。
这样的安排,好处多多。
第一,银团不必担心收不到还款,海关的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各地海关的税务司也大多由洋人担任,海关的“印票”,银行是信得过的。
第二,各省的“协饷”解给海关,而非直接解给西征大军,左宗棠呢,是从银行拿钱,而非从各省督抚那儿拿钱,“协饷”虽然还是“协饷”,却不和左宗棠发生直接的关系。
如此一来,军队统帅和“协饷”的联系,便被切断了。
这一刀砍了下来,别人不说,左宗棠本人,可是以手加额!
左宗棠一向自称“生平以用饷为忧,争饷为耻”——这个话,半真半假,“以用饷为忧”是真的,以“争饷为耻”,就不见的了,若真的以“争饷为耻”,就不会“英雄欺人”,为了广东的饷源,将儿女亲家郭嵩焘,从粤抚的位子上挤走了。
不过,那是“争饷”,更多的时候,是“求饷”,不但要向督抚求,还得向藩司求,俺这个陕甘总督、三等侯,论爵衔,早已是超品了,却还要向从二品的的藩司赔笑脸,那是什么味道?
求到了还好说,问题是那帮子鸟人,一个个“深藏若虚”,常常是求来求去,啥也没求着,白腆了俺这张老脸了!
现在,好,好,痛快,痛快!
当然,关卓凡这么做,朝廷的责任——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责任——就重了,原先军队统帅和督抚们扯的皮,就该他自己去扯了,不然,协饷不能按时、如数解给海关,洋税务司们可就有意见了。
不过,关卓凡不打算扯什么皮,他的对策很简单,将“协饷”调升到和“京饷”一个地位,不能按时、如数解交的,该降级的降级,该撤职的撤职。
(四千一百字大章奉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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