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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务训导”,就是一位未来的学校校长。一县一“时务训导”,将发展为“一县一学校”,一千六百三十二个“时务训导”,最终将变身为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
这个学校,是小学、中学二而为一的,在此基础上,再分化出独立的小学、中学。
“学校”的生源,除了未来的公务员,也包括无意仕途的普通人。
中国的近现代基础教育,就从这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发端。
这是关卓凡为什么不许礼部插手“时务训导”的原因之一。“时务”一道,礼部固然糊里糊涂,同时,你也不能指望礼部那帮老头子,能够办好近现代的基础教育吧?
如前所述,关卓凡的算盘中,“时务训导”和州之学正、县之教谕,同为正八品官,就是说,“时务训导”分庭抗礼于学正、教谕,其中的潜台词就是:“学校”不在“学宫”搭伙计,是要另起炉灶的。
在关卓凡的规划中,“学校”拥有自个儿的办学场所之外,财政也是独立的,不和“县学”、“州学”同流,加上“时务训导”全部出自于北京的“师范馆”,数管齐下,整个“学校”系统,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礼部那边儿,一根“学校”的毛,也是摸不着的。
开科取士,虽然名义上还归礼部该管,但其中最重要的板块——“时务策”,其教材和教学,都出自“学校”系统,则“时务策”的“考差”——监考和阅卷。必然都要由“学校”系统派出。通扯下来,中国未来的公务员的培训和录取,一大半握在了关卓凡的手里。
至于“师范馆”,自然是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化的师范大学。在此基础上,“师范馆”会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大学。
当然。“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大学”的帽子,“师范馆”是戴不上了,那顶帽子,上海的“广方言馆”正戴着呢。
“开科取士,恢复唐、宋旧制,加‘时务策’。加‘贴经、墨义’”,这件事情,关卓凡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并一定要倭仁领衔出奏呢?
关卓凡称倭仁是“士林宗镜、儒学领袖”,完全不是虚美。倭仁就是这么个地位,实打实的,一点儿水分都没有。如果排座次,咸、同年间,全中国范围内,“读书人”之第一人,非倭仁莫属。
道、咸之交,汉学没落。理学兴起,取汉学而代之,成为主流学术思潮。后世普通的读者。说到晚清的“理学”,大约只晓得曾国藩,其实,曾国藩的功绩和影响力,主要来自平定洪杨和启萌洋务,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完全是被后世炒热、夸大了的。
倭仁才是真正的“理学大家”。而且,倭仁虽然只比曾国藩年长六岁。但学问一道,曾国藩却是直宗倭仁的。倭仁于曾国藩,亦师亦友,说曾涤生给倭艮峰“执弟子礼”,亦不为过。事实上,就连著名的《曾国藩日记》,也是在倭艮峰的建议和督促下,曾涤生才“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章,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
所谓道德文章,就“文章”而言,倭仁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理在心中”,但因为“物蔽”,“人之理遂失”,所以,要“致知”,即通过学习和自省,重新认识心中之理。这个过程,称为“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即便圣人亦不能例外。
就“道德“而言,对自己的理论,倭仁身体力行,表里如一。“端庄静一”、“涵养本源”、“察己慎动”、“克己复礼”这一套,言行同一,坚持不懈。
时人赞倭仁曰:“道、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必推公为首选。”
曾国藩则用“当世仪型,群流归仰”来描摹倭仁。
原时空,倭仁逝世后,翁同龢感慨:“呜呼!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
翁同龢的口中,倭仁已经具有了“准圣人”的性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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