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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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全篇运用的是比喻与象征。如“艮其背“，“艮其趾”，“艮其腓”，“艮其身”，“艮其辅”等，皆是用身体的部位来寓意所论述的事理。

《周易》第五十三篇《渐》，是立论“爱国主义”的文章。

《渐》全文篇是用“诗”的体裁，语言，并运用“比兴”手法，而隐喻着爱国主义的教育思想。篇中以鸿雁起兴，从夫妇离别到团聚的描写，是“兴”中有“比”(比喻)来欧歌一对别离夫妇，夫征，妇守的爱国情操。这如同当代曾流行的一首“十五的月亮”歌曲那种政治含义。

《周易》第五十四篇《归妹》，是立论“联姻政治”的道理。

《归妹》全文是：“归妹：征，凶，无攸利。归妹以姊，跛能履，征，吉。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归妹以须，反归以娣。归妹愆期，迟归有时。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本篇同样运用的是比喻说理，如篇名就是借喻，而内容中的“跛能履”，“眇能视”，是借人的腿与眼的残疾缺陷来做比喻要认清自身的身份地位。“帝乙归妹”是引用做比喻。最后的“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同样是隐喻。这是隐喻联姻政治，其结果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就暗示着，靠婚姻缔结政治也不是万能的。《归妹》又是整个隐喻着殷商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

《周易》第五十五篇《丰》是讲述“盛大丰满而突遭变败”的忧患意识。本篇是通过“日全食”这一自然现象来隐喻政治上的道理。

《丰》篇是全部用比喻说理的方式，来喻说政治道理。

《周易》第五十六篇《旅》，是论述“商旅”这一社会问题。本篇里的“射雏，一失亡”，“鸟焚其巢”是比喻。

《周易》第五十七篇《巽》，是论述“恭顺”不可太过的辩证道理。本篇中的“田获三品”，“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是比喻。

《周易》第五十八篇《兑》，是论述言论，舆论的政治道理。本篇中“介疾有喜”是比喻。

《周易》第五十九篇《涣》，是论述“王道教化”的道理。“涣”的本义指流散，如水流散。这是借水滋润万物来象征王道教化，本篇中的“用拯马壮”，“涣汗其大号”是比喻。

《周易》第六十篇《节》，是论述“节制”的道理，篇中的“不出户庭，无咎”，“不出门庭，凶”。这是用门户来隐喻不同阶层对节制行为会产生的不同结果，自然是关乎着政治问题。

《周易》第六十一篇《中孚》，是立论“中正爱民”的政治理念。

本文中的“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兼之”这是拟人化的象征。即象征着构建和谐、美好、共享的社会。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是用战争的情态作比喻。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使用自然现象作比喻。

“翰音登于天，贞凶”，这是用山鸡鸣叫高飞，徒有虚名，作比喻。

《周易》第六十二篇《小过》，是立论“小事超越，大事不可”的道理。这如同后世所讲的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露头椽子子先朽的儒家处世观。

本篇中的“飞鸟遗之音”，“飞鸟以凶”，是形象的比喻。隐喻着人不可太张扬，若越过自己的本分，就带来了凶险。

篇中还有“过其祖，遇其此，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密云不雨，自我西部”，“公弋，取彼在穴”，“飞鸟离之”均是比喻。

《周易》第六十三篇《既济》，是论述成功之后已然要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即要防备初期的成功而到后来变乱的政治道理。

《既济》全文是：“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曳其轮，濡其尾，无咎。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繻有衣袽，终日戒。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濡其首，厉。”

本篇的文章内容全部用的是形象比喻，以隐喻着成功之后防备变乱的政治道理。

本篇的立论是“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立论的意思是“成功后，小心谨慎，利于守正，以防初吉终乱的结果出现”。这是命题，而内容就围绕着命题展开的“比喻论证”。本篇是通过比喻来论证论题里的观点。《既济》篇中的文章内容全是比喻。

本篇文章内容可以分六个自然段落，作者却用六种比喻。其中两项是引用，也是借昔日经验，即历史经验来论证本篇的论点。一是借“高宗伐鬼方”，另一是借殷周之际的殷纣与周文王施政的不同（即“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即东西两邻对祭祀的不同对比。

其他四项比喻：一是借“车子过河”。二是借“妇女失去头饰”。三是借“新衣服变破”（繻有衣袽），四是借过河水深淹头（即“濡其首”）。这些都是用比喻说理方式来“论证论题”，以达到推明事理。即以浅比深，增强认识能力和文章的说服力。这些比喻无不紧扣主题。如“繻有衣袽，终日戒”（即“华丽的丝锦美服，终会变成破衣败絮，终日要小心戒备”）这比喻是紧扣主题。以比喻“论证”主题，达到了以浅喻深的道理，并且寓意着深刻的哲学道理，又是体现着辩证道理。

《周易》第六十四篇《未济》，是立论“事业尚未成功，乃要继续努力”的政治道理。

本篇题目就是用“小狐狸渡河，水湿了尾巴”来比喻象征事业尚未成功，应再接再厉。文章内容所用的比喻如“濡其尾，吝”，“曳其轮，贞吉”，“利涉大川”，“震用伐鬼方”，“濡其首，有孚失是”等都是比喻说理。

以上通过对《周易》一书里的比喻之句，做简单的举例分析。我们已知《周易》一书除了极少篇章没有运用比喻外，而绝大部分的篇章中是运用比喻来推明事理。而且还有不少篇章，通篇就是运用比喻，象征来论证事理。这就体现出《周易》一书文章论述的特征——比喻说理。为何《周易》一书同《诗》里的诗歌那样，而用“比兴”手法，这为理解《周易》哲学的认识方法提供了思路。即《周易》为何是运用比喻说理的思维方式？

《周易》里虽然没有引述《诗》作为引用来论证事理，既不等于诗歌没有产生，也不等于《周易》不受诗性思维的影响。虽然诗歌成集作为《诗》集晚于《周易》，但《诗》里的诗歌出现远远早于《周易》，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从《周易》文章写作特征来看，《周易》作者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形象思维阶段，不但借用昔日的经验，并运用比喻来认知世界。而且《周易》还体现了《诗》里诗歌的结构形式和“比兴”方法。

我们读《周易》不但读出哲学道理，而且还读出诗的享受来。《周易》里的一些篇章，段落句子，有着诗的工仗与韵律。可以说《周易》里的篇章本身就是诗的体裁，诗的语言，诗的艺术手法。由此来看，《周易》是“诗性智慧”的结晶。

诗是人类最早用来表达情感与思想的文化形式。近代德国学者哈曼强调“诗是人类的母语”。“十八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通过历史动态考察，揭示了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原始思维的历史作用。维科认为，原始的思维具有＂诗性＂的特点。所谓诗性，是指世界各个民族文明开化时期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和思维特点。维科认为这样原始先民思维中具有的诗的＂形而上学＂，＂诗的智慧＂是原始先民在与自然万物打交道的劳动实践和生活实践当中，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依赖感官和简单的思维认知自然万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虽然同后来的文明时代的哲学，科学所具有的抽象的思维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却又不可避免地是文明时代各种科学的源头。”（见《周易研究》2008年第五期，刁生虎的“隐喻思维与诗性文化”）

那么，根据维科的研究表明原始思维是具有“诗性”的特点。“诗性思维”是原始先民的思维方式。这样来看，《周易》无疑受到“诗性”文化的影响，而体现的是“诗性思维”。

众所周知，《诗》里的一些诗产生的早，而《诗》汇编成集相对较晚。而将《诗》尊奉为“经”，则更晚。现代学术上认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所选的诗大约上至周初下至春秋中期。事实上中国的诗歌产生的很早。原始的诗歌应该伴随着原始的自然语言同时产生。远远早于中国的那一部诗集——《诗》里的诗作，只是没有保留下来而已。但《诗》里收集的一些诗已早于《周易》几百年前就产生了，这说明中国哲学诞生之前，先民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文化形态是诗歌。诗无疑是原始先民表述情感与思想的文化方式，东西方都走过了这一历史时段。维柯（也有用“维科”）曾将世界历史区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时期。这种“三个时期”的划分，更适合希腊文明历史形态，并不是全世界的发展模式。虽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是《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质的新的科学原则》，也并不能代表是个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但维柯的“三个时代”的划分中的三种语言中的神的时代的语言（各民族用的是同一种哑口无声的语言，使用一些符号和实物）；英雄们时代的语言（是英雄徽志，或是些类似，比较，意象，隐喻和自然描绘），可能符合埃及，希腊，中国，印度四个文明古国的古代历史文化形态。维柯《新科学》的三段历史分期法，应是从古希腊历史那里总结出来的。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时代有三种本性和制度。神的时代其中诸异教民族相信他们在神的统治下生活，神通过预兆和神谕来向他们指挥一切，预兆神谕是世俗史中最古老的制度。英雄时代有英雄们结成贵族政体。并由此实行统治，因为他们认为比平民有某种自然的优越性。人的时代，一切人都继承自己在人性上是平等的，因此首次建立了一种民众（或民主）的政体。这“三个时代”里的“三种制度”，应是维柯从希腊文明描摹来的。

“神的时代”本性和制度具有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初期的普遍性。“英雄时代”的本性和制度并不是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贵族政体。但维柯阐述的三个时代中的神的时代和英雄时代里的语言，确实能够代表中国古代语言的特征。

维柯的理论中有一个重的概念，即“诗性智慧”。维柯的文化溯源研究表明，人类的先民凭诗性活动发生了创造活动。维柯所论述的诗性智慧的特点：一是感官色彩强烈，而是以己度物，二是想象的类概念，这简直是针对中国古代人们的认知方法的总结。

从维柯的理论来参照我们的历史，不难发现三代（即夏、商、西周）处于神的时代，这是符合维科“神的时代”的划分。对于神的时代里的本性和制度，夏、商、西周确实存在多神的统治下生活。预兆神谕(占卜只是一项内容)成为制度，到春秋战国时期，结束了神的时代，但似乎并不是进入维柯所谓的“英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是英雄们结成贵族政体，而是西周血缘贵族分疆而治的政体。虽然春秋战国不符合维柯阐述的“神的时代”，尔后是英雄们掌权的时代特征，但春秋战国时期倒是符合维柯阐述的英雄时代里语言手段。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周易》哲学及其先秦诸子哲学所用的语言手段。若把先秦的诸子学说里出现的“圣人”类比“英雄们掌权”可以的话，那么中国从神的时代进入理想“准英雄”（圣人）统治的时代，这就不难理解春秋战国诸子所用的语言手段里的那种“意象”，“隐喻”，“类比”，“类似”等诗性智慧去认知世界。

若把中国古代文明（秦统一以前）与希腊文明比较，也有相似之处，都从神的时代度过。希腊从神的时代里经过荷马（英雄时代）时代，才进入不完全的英雄时代与不完全的人的时代，即兼和时代。就是说希腊从荷马时代进入城邦共和时期，既是贵族结成的政体，又体现了民主的政体。

而中国的古代时期也是从神的时代度过中出现了诗，也出现了史诗，虽然不能与希腊的荷马史诗相比，但都出现了“诗”，可以说都是在“诗”后进入“轴心时期”的，这一点又是相似的。中国在“诗”出现后，才出现《周易》哲学，并开启了先秦的那场“精神运动”。希腊在荷马时代后，同时进入“轴心时期”并掀起了一场“精神运动”。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符合古代东西两大理性文化发源地的特征。东西方那场“精神运动”都是突破“神的时代”进入理性的时代，这一点是相同的。但东西方那场“精神运动”里的哲人们在认知世界的“语言手段”却不相同，故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成因，不是本处讨论的内容。我们通过以上维柯和雅斯贝斯的理论，意在说明希腊与中国虽然都是在“诗”后诞生了哲学，两地都是突破“神的时代”进入理性的时代，但两地哲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同，而且所运用的“语言手段”及其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古典哲学继承了“诗”的“语言手段，即“诗性智慧”。而希腊古典哲学家柏拉图却对“诗”与“诗人”进行了批判，而中国恰恰相反，不但承继了“诗性智慧”，而且还推崇“诗性智慧”（孔子就是推崇发扬“诗性”理论学说第一人）。中国的第一部哲学，即《周易》哲学则是很好的例子，《周易》哲学的“语言手法”，无不体现的是“诗性智慧”。???故《周易》政治哲学一书写作上鲜明的比喻特色，所运用的比喻说理方法，正是中国古代那个特定历史时空下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