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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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发现了《周易》学术

第四章：《易传》后的“易学”，是对《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的学术

第八节:三国魏时王弼继承《象传》、《彖传》义理释《周易》的复兴

上节讲了三国时期的吴国虞翻已然承继的是汉后期以象数解释今本《周易》文辞的方法。而到虞翻晚年时期魏国出生了一位易学大家王弼，一扫前人以象数注释《周易》的风气，恢复了西汉早期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

”易学”传承到三国魏时(公元220年-265年），由王弼力排汉象数释《易》方法，而恢复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王弼注释《易经》，成为后封建社会里所谓义理释注《易经》(《周易》加《易传》)的范式。

历史由大一统到分裂为三国的时期里，魏国里的王弼注释了今本《周易》一书和《易传》里一部分内容，被后人及今天认为是创立了义理学派的鼻祖，也在“易学”上有了学派之分。

王弼（226年～249年）《三国志》里无传，他的事迹在《三国志·钟会传》里有寥寥数语：“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

《三国志》里说的王弼注《易》，就是王弼对今本《周易》做了注释，包括对《易传》里的《文言》、《彖传》、《象传》进行了注，而不对《系辞传》、《说卦传》、《序卦》、《杂卦》作注，这正是王弼的慧眼。

对王弼注《易》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称道，说王弼的“易学”是扫象数而归义理，以及以“老”解“易”，援“玄”入《易》成为一般的公认。

说王弼注《易》为义理派也没有错，这是与汉象数易学相比是正确的。但说王弼“尽黜出汉代象数，纯以义理注易”就不正确了。王弼是尽黜汉代象易学把《易》指向筮术占验上的那些东西，而没有尽黜汉代以象数把《易》指向义理上的那些东西，并且王弼也同样用“象数”注释《周易》。说王弼尽扫象数是抬高易学上义理释《易》的说法而已。

自先秦到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没有什么纯“义理”释《周易》的。包括今天的“易学”都离不开“象数”以解释《周易》。为什么呢？因为《周易》一书出现在社会面前，是先有史巫用于筮卜的面目出现。后来添加进去“六九”爻数之说。自汉的《周易》传本本身是“六九”卦爻结构形式的《周易》文本。这些“象”与“数”就与今本《周易》一书不离不弃了。

自先秦“易学”学上的《大象文》，就有“取象”之说。而《易传》里的《系辞》与《说卦》更是从理论高度给于今本《周易》里的“象”与“数”的理论化。

“易学”之前的《易传》就开始以“象”释《周易》，只是“易学”之前《易传》里的《彖》、《象》虽以“象”释《周易》，而指向的是义理，并非占验筮术，而且也无“数”说。

自《系辞》始，把筮术与义理混淆在一起了，才有两汉“象数”占验筮术的大发展。而到东汉后期，又开始从象数占验筮术易学里走向以“象数”释解《易》经（《周易》加《易传》）的义理。如《周易集解》里收集的那些象数易学者释《易》的内容。王弼只是把汉象数占验筮术上的那些繁杂的象数学说而不入释《易》的义理之中，这是很正确的。

但王弼注《易》已然保留了一些“象数”学说，他不可能尽把“象数”扫尽。他同样无法揭示今本《周易》一书的“六·九”来历，也无法揭示六十四卦画符号与《周易》的关系。也无法说明史巫为何“以《周易》筮之”的历史原因，他无法说清楚这些东西，他就无法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一书上的“象数”之说；他无法排除“象数”，就不可能扫尽什么“象数”。他也用“象数”来释解《周易》的只是所用的象数不同他前面那些以象数释《周易》的方法。他是少用象数，而多从今本《周易》文辞的义理上去释解。王弼的义理释解《周易》，引向的是儒家的义理，已然是以儒家的价值观来注释今本《周易》，也没有把《易》玄学化，即老庄思想化。

王弼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是早有传统，而两汉里的典章书籍里也不凡引用《周易》的文句直接用于说理，自然那是把《周易》里的文章看作是义理。后汉的那些人虽以象数注释《周易》的”象”说，也是早有传统，并不是他们新创。所谓义理《易》与象数《易》都有渊源。说王弼开创义理释《易》的先河不恰当，说王弼为魏以前的义理释《易》集大成是恰当的。

而历史上把释《周易》分“象数”与“义理”派也是不科学的。单从注释《周易》的义理角度上来说（不说那些用象数把《周易》从筮卜角度上发展的“八卦筮术”上的解释），没有什么纯义理派，只有象数释《周易》里的义理学说。只是在以象数注释《周易》里的义理时熟轻熟重而已。

《周易》学术发展史上看，无论先秦还是后封建时期里没有所谓的纯义理派。只有一种以“象数”角度去释解《周易》的。《易传》里的《象》、《彖》、《文言》是归象数派呢？还是归义理派呢？而这些文章也是公认的哲学，即是义理，又是以义理释《周易》的文章。但那些文章是用“象”或者“爻位”、“阴阳”、“刚柔”之说来阐发《周易》的义理。就连汉朝被公认的一些“象数派”易学者，从他们的“象数”易学里看，有不少是以“象数”来探究世界道理的，而初衷并不是去阐述筮卜人事吉凶的，哪是否属于义理派呢？把王弼说成是义理派的始祖，他并没有抛开“象数”而创出什么纯义理释《易》的范式。从“易学”史而看，所谓的义理派里有“象数”，“象数”派里有义理。没有纯义理派之说，纯义理不杂象数而解释《周易》，在后封建时代不可能诞生。

王弼实属重义理，而轻象数。王弼是把《周易》视为义理一书去注释。

那么我们看王弼是如何注释《周易》的。

我们且看王弼对《周易·乾》所作的注：

“（乾）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王注）“《文言》备矣。”

（乾文）“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王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乾文）“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王注）“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来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处下卦之极，愈于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也。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

（乾文）：“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王注）：“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

（乾文）：“九五，飞龙在无，利见大人。”

（王注）：“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而何？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在人之路亭也。夫位以德兴，德从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

（乾文）“上九，亢龙有悔。”

（无注）

（乾文）“用九，见群龙首，吉。”

（王注）“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侫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

从王弼对《周易》“乾”文的注释来看，即有象数学里的“爻位”、“爻数”、“卦体”来阐述《周易》文辞的义理(当然王弼无法知道原初《周易》又是如何被篡改成“卦爻式”《周易》的历史过程)。

这是什么义理呢？自然是儒家的道德政治学说，又结合先秦“易学”上的《象传》与《文言传》释“乾文”的思想宗旨，而进一步阐述儒家的道德政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