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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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楚竹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战国末期）

5图:帛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西汉前期）

6图:汉石经《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东汉时期）

(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从这几幅图里的“六联体”符号来看，唯有汉石经《周易》里的所组合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有一个与其它四图的写法不同外，其它四幅图里出现的所组合成“六联体”符号的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则是一样的。即战国中期楚地祭祷简上的“六联体”符号；战国晚期秦墓竹简（《归藏》）上的“六联体”符号；战国末期楚竹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西汉前期帛书《周易》里的“六联体”符号。这四幅图并分属四个时期里出现的所组合成“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则是一样的，都是“—”与“八”的写法组合。只是到了东汉时期这种“六联体”的符号，变成了“—”与“一一”的写法组合，这种写法就是我们传承下来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

若从时间上来划分，这种“六联体”符号从生成到定型经过了三个时段变化。即第一时段是商朝至西周前期；第二时段是西周中期至西汉时期；第三时段是西汉以后。

在第一时段里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基本是“十”与“∧”。

在第二时段里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则是“—”与“八”。

在第三时段，即汉朝至今天，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是“—”与“一一”。

从这种“六联体”符号的发展时段来看，特别是通过上面所举例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五幅图示来看，这种“六联体”符号出现在竹简、帛锦、石头上所刻写的《周易》里。由此我们知道，所传承下来的今本《周易》里的那套符号，一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并且这套符号与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刻写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一脉相承的。也由此使我们知道，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应是一套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这应是无可置疑的，因有今本《周易》和《归藏》所足证的。

今天我们从今本《周易》一书里所看到的那套称为“卦符号”的，就是一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成。那么，这套符号在商代产生时（至目前考古上所发现的这套“六联体”符号的最早时间，还没有超出商朝中期），是否已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呢？在考古上虽然发现属西周时期的某种器物上一次出现有十几个“六联体”的符号，但截至目前在考古上还没有发现属商朝及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出现有完整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那么，如何验证考古上发现的属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自产生时就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组成的一套符号系统呢？实际这是个很好证明的事情，因《周易》里所传承的这套符号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一看前面所举例的属商朝及西周时期的十一个器物上出现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就可分析推理出这一问题。

前面所举的十一个器物上出现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中，已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是重复出现的。这三个重复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其中之一是：引用资料：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商代晚期）与引用资料：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商末至周初）相同。两个都是以“八八十八八八”的“六联体”。若是将这一个“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豫》篇里的符号相同。这个符号后来也就演变成六十四卦里的《豫》卦符号。

另一个是淳化县石板乡石桥镇出土的西周陶罐（西周中晚期）上有一个“六联体”符号与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完全相同。两个都是“—八—八——”(这个符号也是上下排列组成)。若是将这个重复的“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睽》篇里的符号相同。

第三个重复出现的是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与山东陈庄遗址出土的龟甲（西周早中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写法排列完全相同，即都是“一八八一八八”这种符号和上下排列方法。若是将这个重复的“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艮》篇里所用的符号相同。

通过以上考古所发现的商和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的对比，我们发现其中就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是重复的出现，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这种“六联体”符号是一个有规则的组合系统，这种有规则的“六联体”组合，只能是有两种“符号”作为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来，否则就不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了，也不会是“六联体”的组合了。从这三十五个“六联体”符号中，就发现有三个“六联体”符号的重复出现，无疑说明出现在商代与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已是一套有规则的符号组合。即正是那套不多不少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故运用时才会重复出现。

为何我们要证明这套符号在产生时就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所组成呢？这是关系到这套符号的初始及早期流传中，是否如当今易学界里把这些“六联体”符号释解成是“数字”而称之为“数字卦”的正确与否问题。即出现在商周（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被当今易学里说成是“数字”而称之为“数字卦”是否成立的问题。这也是关系到《周易》一书（即原创《周易》文本）所传承的早已是一套（“数字卦”）算卦工具呢？还是《周易》作者所用这套符号时，这套符号还根本没有成为卜筮工具而只是一套记事符号，《周易》作者才作为文章的排序而用呢？

以上我们通过考古上所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比较与分析，无疑证明了商周（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也就是《周易》一书里所用并传承下来的那套符号。既然这套“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成，那么，这套“六联体”的符号就不可能是数字组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要证明这套符号是个“六联体”组合，那么，这套“六联体”符号必须有两个不同的符号作为基础符号，才能排演出“六联体”的六十四个不重样的组合来。即使是以两个数字组合出这套符号，但已不再是数字符号，而是一套新的符号系统诞生了。若是有两个以上的数字来组合，就不可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组合来，这是有“六十四画符号”自身组合规律所决定的。只要验证了这套符号起始就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就必定是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符号来，那么，这就关系着“数字”组合说的破产，也更是使“数字卦”之说不攻自破。

前面我们通过对考古上所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六联体”符号的举例，并由此证明这套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既然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而在所举例的属西周早期之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里却有第三种符号的出现，这是为何(后面还会讲述到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六十四画符号”（即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的起源与早期不同地域里误传误写问题。那些偶然出现的个别误写“符号”，并不影响那是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的传承，从早期上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出现那么大的刻写变化，岂能说不是那一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吗？《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正是传承了早在商代就已出现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

总之，《周易》里所用那套“符号”，从考古上已知早在商代已经出现。也从考古发掘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已知在商朝至西周前期，所组成这种“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基本是是“十”与“∧”。如”十十∧十∧十”的上下排列组合。

西周中期至西汉前期，这一时期里所组成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则是“—”与“八”。如“一八八一八一”的上下排列组合。

汉朝至今天，所组成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是“—”与“一一”。

《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在历史上虽组合没有变化，均是”六联体”符号组合。但”六联体”符号组合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刻写，则是个不断演变过程。

我们把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在历史传承过程中发生的刻写变化，列表对比如下:

《六十四画符号刻写演变对比表》

序号、符号组合写法、出现的器物时代、材料来源

1、＋＋∧＋∧∧甲骨商代晚期《楚竹书周易研究》

2、∧∧＋∧∧八磨石＂＂

3、∧∧＋∧八八陶范＂＂

4、＋八∧∧∧∧

八＋∧∧∧∧青铜器西周早期“中方鼎”

5、－－－八八－陶器西周后期“西周陶簋”

6、－－－－八－竹简战国中期“楚地竹简”

7、八－－八－八竹简秦朝秦简《归藏》

8、─┘└帛锦西汉初期帛书《周易》

9、─╯╰竹简西汉初期阜阳汉简“周易”

10、─－－石碑东汉时期汉石经《周易》

11、─－－纸质当今通行本《周易》

（说明：1因版面问题对比表出现错位。2上边的“六联体”符号组合排列，古今皆是上下排列组合。这里本身不是按出土材料上的“六联体”符号刻写形状描摹而成，自然是有一定的出入，但大致是有两种不同的符号组合成的“六联体”。上表里的8、9、10、11里的“六联体”符号写法，因排列的太长，只举例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

接下来我们看《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之前，是个什么性质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