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归来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周易大发现》(八),周易哲学解读,周易归来,废文网),接着再看更方便。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而《诗》里还有一首诗如同《周易·渐》文那样用“鸿”来起兴。
“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
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诗经·豳风·九罭》)
《九罭yu》一诗应早于《鸿雁》一诗是肯定的,此诗应是西周后期产生的。
《周易》里的《渐》文是以“鸿”起兴,共分六段以“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起兴。而《诗》里的《九罭》一诗里以“鸿飞遵渚,鸿飞遵陆”来起兴。这“鸿飞遵陆”与“鸿渐于陆”寓意非常接近。从《周易·渐》的用韵来看,更规范于《九罭》一诗。通过《渐》文用“鸿”起兴的手法与《诗》里的《九罭》与《鸿雁》诗歌的对比,推断《周易》一书的产生早不过于西周中期,晚不过于西周后期。
上世纪的易学家李镜池就已对《周易》里的所谓“卦爻辞”与《诗》里的诗歌的体例文法进行比较,以此推及《周易》产生的时代,为“成书於西周晚期”的说法。
李镜池先生《周易探源·序》里说:“我们现在认爲《周易》的编着,出於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这是李镜池在早期诸种说法后更改的说法。
其次看能否从《周易》一书里寻找《周易》产生的时代信息吗?
古今《周易》学者也多是从《周易》一书里所记载的一些殷周之际发生过的史实,做为推断《周易》产生时间的依据。从《周易》一书里寻找《周易》产生的时代信息,却不失为一种最佳方法。
传统上认为《周易》里反映“文王与纣之事”的内容,是在《周易》里的《泰》篇,有“帝乙归妹”,《明夷》里有“箕子之明夷”,《升》里有“王用亨于岐山”,《归妹》里有“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的句子。
从这些文章出现的人物故事,就是发生在殷周之际的事情。大概后人读到这些句子,就联想到《周易》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故《系辞》里就认为“《易》之兴,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帝乙归妹”一词出现在《周易》一书里,是属于引证。
《周易》里引用“帝乙归妹”,是引用历史上形成的成熟的经验,以此增强文章的说理性。单就依据《周易》里引用的历史故事,如“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就推断《周易》产生在这些时期,显然是没有说服力。也就会把《周易》一书里的引用故事,当成《周易》一书时期发生的事情给混淆在一起了。在《周易》一书所引用的历史故事,上至殷商的武丁(武丁与帝乙还有八代时间),武丁庙号高宗,是盘庚后第三代王。这一历史人物被引用在《周易》里的《既济》篇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这种引用若算是证据,以证明《周易》里反映了武丁时期的活动事情,就得出《周易》产生的上限来,这显然是错误的。现在认为这是做文章的一种修辞方法,叫引用。在春秋战国时期里的典章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运用引用。这《周易》里出现的“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是一种写文章的引用,不表明引用了这些历史人物,就认为是《周易》一书产生在这一时期的证据。但不否定对历史文献产生时间不明的考证,不排除从其文献书籍中看所引用的历史事件,来推断不明文献所产生的时代,这只是一种考证方法而已。现代易学上一般认为《周易》一书里反映的历史故事的上限是殷商的武丁时期,而下限是周初。作为《周易》下限的根据,是以《晋》篇中出现的“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这是被史学家顾颉刚研究认为“康侯”即卫康叔,封于卫,乃武王之弟,称康叔。
确实在《周易》一书里,我们发现了反映西周晚期的时代信息。
在《周易》第四十二章《益》里有这样的说法:“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西周建国后王都为“镐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镐迁洛。那么,《周易》里所反映的“迁国”愿望,是面对西周社会,而生出的一种忧患意识。也是看到周王朝走向衰落,及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提出迁都的愿望,以改变王朝不利局面。这《周易》里反映的“迁国”愿望,无疑是西周后期的历史背景。那么,《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离平王东迁洛邑不会太久远了。
西周自文、武、成三代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事实。到西周后期已是诸侯开始相伐时期了。“天下”的名义上是周王的,而实际诸侯势力的上升已不把周王放到宗主的位置上看待。西周前期与西周后期周王在诸侯国的共主地位完全不同了。《周易》作者正是身处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下,写出的《周易》一书。《周易》作者时代的西周,已是内忧外患的时期,才有《周易》一书充满着忧患意识的基调。也才有《周易》作者提出“迁国”的政治主张,这正是体现了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信息。
从《周易》一书内容看,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上,去维护周王“天下”的统治学说。《周易》的作者不像孔子那样,在面对春秋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所向往的是恢复西周王天下的政治局面。而《周易》作者是面对现实,是从有家有国的现实,来思考建立一个和平相处,共同治理与维护“天下”的“君子”(有家有国的统治者)之治的“理想国”。这说明《周易》的时代,已不是周初的时代。《周易》的作者也与周王室无关。《周易》的作者不代表周王或周王朝,因为《周易》里字里行间的口气,与周王室成员的语气不同。即《周易》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利益上去维护周王的统治。《周易》不同于《周书》或《诗》里的一些诗歌那样维护与歌颂周王的口气。《周易》作者更不是西周史巫的身份者。因《周易》一书内容彰显着无神论思想。
《周易》里并无提及西周的文王、武王事迹,即无歌颂西周开国有功的文王与武王,这说明《周易》作者并不与周王室有关,也说明《周易》作者以离周初相去甚远了。从《周易》一书中还有不少反映与西周后期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如“南征吉”,“见群龙无首吉”,“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以及《周易》构建的“君子”与“有孚(“民本”)理念,这是《周易》之前典章里所没有的思想。
纵观《周易》一书内容,完全走向理性的世界,即走出了神学巫术地带。《周易》一书既不同于西周前期的《周书》,也不同于《诗》里的周族史诗反映的天命思想;《周易》也不同于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所走向王权主义思潮。《周易》一书正是西周后期这一特定历史时空里的产物,是承上启下一个历史交替转换时代里的产物。《周易》每篇都透着人文精神与辩证思想。《周易》里既不讲占筮理论,也不涉及占筮方法,并且还反对占筮。《周易》完全是理性地认识这个世界。《周易》的作者理性地看待现实社会,完全是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认识社会,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完全摆脱神学的束缚。这正是与《周易》产生的时代有关,正是诸侯林立竞争的初期时代,也正是西周后期分封制度逐步的瓦解,而封建地主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形成时期,即地主(众多有国、有家者,而逐次不断分封拥有土地者)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时期的时代背景。才产生了《周易》这部政治智慧之书,也正是时代造就了《周易》。
总之,我们以上对《周易》一书的产生,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考证,而推定其产生于西周后期。
顺便说一下《周易》的作者是谁呢?
虽然后封建社会(即帝制时期)里其主流观念,不外认为是文王、周公这些圣人之为。但到推翻帝王以后至今天的百年中,对《周易》作者的研究,传统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话语。近百年来对《周易》作者的研究,不凡有多种说法,但一直未成定论。
那么,《周易》作者是谁呢?事实上《周易》作者已成千古之谜。不过我们可从《周易》一书的内容,以及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来看《周易》一书的作者,可给其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1《周易》(初始《周易》一书)与《书》不同,也与《诗》不同。不同之处,《周易》并无歌颂文、武之王。而《诗》与《书》(《尚书》里的《周书》)都不凡大力颂扬文、武之功德。
2西周已建立了王权下的亲族分封,西周中央已出具组织与执行能力的官僚体制模式。而《周易》作者却向往的是松散的“君子”共治天下的政体,有点向往殷商的松散政体制度。
3《周易》里既无称颂周王,也不贬损商王。反而出现了两次赞扬商王高宗伐鬼方的功绩。
4《周易》作者站在历史经验教训上,也曾对比商周可取的经验教训。如“东临,西邻”之说。而引用“帝乙归妹”,却给出的判词是“以祉元吉”,《周易》作者无意贬损商王。
5《周易》宗旨是向往“君子”之治,即有国有家者共同治理“天下”,并没有把“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去阐述(并且《周易》一书里,更无涉及“周王”),而西周的王制,已不同于商朝松散型的“王”制,西周已初具较严密的官僚组织体系,这可从西周铭文上的册封制度看的很清楚。
6《周易》产生的时代当在西周转型时期,即分封制度崩溃时期。而从《周易》一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并不向往西周“王天下”的政体,而向往的是君子(有国有家者)共治“天下”的松散体制。《周易》作者应是东方殷商后裔,应是殷商贵族后裔里的文化精英。
7《周易》作者采用“六十四个画符号”作为《周易》里的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六十四个画符号”正是殷商人的文化遗产。因“六十四个画符号”在殷墟里的甲骨中多有出现,“六十四个画符号”应是商朝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周人的发明。《周易》里的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是两个朝代的产物,其发祥地应是在中原腹地。《周易》一书里有两套系统:一是“六十四个画符号”系统。二是文字系统(即政治哲学理论系统)。《周易》里的符号系统,即“六十四个画符号”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始创,是在《周易》未出现之前早已产生。“六十四个画符号”的发祥地是中原的腹地——商都殷墟。“六十四个画符号”的发明权应归商朝人。这套符号传承到西周后期,同样被商朝的后裔所用,作为一部哲学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之序目而运用。而西周王室里的史巫不识《周易》的真面目,却把《周易》当做筮书运用与改造。
8《周易》一书既不在《诗》与《书》里有所反映,也不在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里有所记载。如此一个重大文化成果,被后封建时代里说成是文王、周公之为,可没有在西周官方的史料里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说明《周易》一书不与周王室有关,也非是西周的史巫之为。即不是西周官方里产生的,应是民间产生出来的。《周易》一书被传入周王室,被王室里的史巫所见《周易》里有“六十四个画符号”,便把这套符改造成“六十四卦符号”,由此这套符号变成了卜筮工具。也把《周易》篡改成卜筮的“繇式”形式,用于卜筮。春秋前期周王室里的太史把《周易》作为一部筮书呈现于世人面前,既有神道设教的目的,也有有意遮蔽《周易》里的政治思想之目的。
9《周易》作者已有很成熟的政治经验,无疑是对西周王权政治严酷现实了如指掌,才有那么深的忧患意识,特别是政治恐惧上的忧患。因西周王室虢夺诸侯位及诛杀诸侯大夫不是没有过。西周时期分封的地方诸侯,并非是拥有独立的主权之主。他们只是有周王授权且代表周王封号进行统治的“主”。
10纵观《周易》一书内容,作者并非是站在周王的立场上为其歌功颂德,或献计献策;而是站在“有国有家者”的立场上,构建出的一种“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蓝图。
从以上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周易》一书的作者,应是殷商贵族后裔。不过是西周后期里殷商后裔里的某一位精英创作了《周易》。当然从其身份来说,这个殷商后裔,早已是西周的臣民。故《周易》作者,是西周后期里某一位在野的文化精英。我们还可从《周易》之名推定其作者应是周朝时期(“周”是周朝之周)里的殷(“殷”似“易”音)之后裔创作的一部政治之书,故取名为《周易》。
那么,我们权且把《周易》的作者,叫做“易子”好了。
总之,《周易》一书被史巫阉割成筮书格式,究其因是《周易》里那套“符号”造成的阴差阳错。这《周易》里虽有一套“符号”,而这套符号并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原创。那么,这套符号是何时产生的?又是如何发明产生的?接下来我们讲述《周易》一书里所用那套符号初始与演变的历史过程。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