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法源流考》(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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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筮法江湖术揭示与批判

下卷:后封建八卦纳甲筮法

第一章:筮术上又一怪胎的诞生——八卦纳甲筮法

第一讲:西汉京房在天人同构（即“天人合一”）的巫术与神秘主义思潮里架构出了“纳甲筮法”，奠定了后世二千多年里的八卦算命基石

第四节:八卦纳甲筮法虽是先秦八卦取象筮术的改造，但已然属于巫术的分支

——兼论京房伟大的一面，由此在八卦取象筮法上把《周易》文辞当占辞的一种方法给剥离出去

从以上所知京房完成的是八卦纳甲干支五行筮术，是在先前八卦筮术基础上进行的改造，但已然没有走出八卦筮术的巫术思维方式。八卦纳甲筮术已然是巫术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不过八卦纳甲筮法与战国及秦汉之际出现的那些篡改《周易》文辞而增加进去的“卜事之辞”(如阜阳出土的所谓《周易》)相比，是完全抛开了《周易》文辞当占辞的做法，而以一套卦符号和卦名称建立起不与《周易》一书相关联的独立筮法体系，即八卦纳甲筮法。

纳甲筮法，是在先秦八卦筮术中的六十四卦（卦画及卦名称）基础上，以“八经卦”分宫纳入天干地支与阴阳五行，通过五行生克产生出“六亲模式”的一种筮术。以此妄想先知，先觉天地人的吉凶变化来，这种纳甲筮术已然是水中月，镜中花。但有一点是应肯定京房的贡献，京房构建的八卦纳进地支五行，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八卦取象筮法与混问《周易》文辞当占辞的一种现象。这对《周易》脱筮入“经”的认识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即无疑对认识《周易》一书与“八卦”筮术这两种不同内容性质的学说提供了参照。

《周易》是部政治哲学，与八卦筮术本不是一回事，但先秦时期被巫史混淆在一起而用于筮卜，确被京房有意还无意中把两者分离开，这才是京房的功。并且对研究《周易》一书走向义理之路，无疑起到一种启迪的积极作用。才有汉以后魏时王弼的义理解释《周易》的出现，以及唐时孔颖达《周易正义》从义理上注疏的继承。虽这些注疏并不符合《周易》一书的原义，而且又添加上阴阳，爻位取象的卦学东西来释解今本《周易》，在释解今本《周易》过程中不断发展出新的思想学说。但毕竟不是把《周易》解释成筮术讲如何占筮人事吉凶的事。

象数义理释《周易》与讲“八卦”筮术是两个不同性质概念，这应该是能被现代有知识的人分得清楚的事情。不正是京房的八卦纳甲术不与《周易》文辞混淆于一起筮卜，为汉后出现象数义理释解《周易》产生了一种影响作用吗？也正是由于京房利用八卦与六十四卦及卦画符号系统装进了一套新筮法，也更进一步证明了八卦筮术是从《周易》所用“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的筮术，而《周易》是自成体系的一部哲学书。但京房构建的八卦纳甲筮术，使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对其后的中国人产生如此久远的信仰，至到今天，或明天中国人都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与中国人更相信“天命”这一观念有关，而把“数术”当成能先知命运与改变命运的不二法宝。

中国人继承了京房的八卦筮术，而早忘掉了京房的悲剧性结局是提出的政治上的改革。因为在后封建的时代里“天命”与“数术”，这种“理论”与“方法”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与方论。

而对于京房构建的八宫卦术能不能预知人事吉凶呢？刘大钧的《周易概论》一书说：“至于‘纳甲’筮法可信不可信—这点，我们没作考证，只知京房本人被皇帝杀了，他既造纳甲筮法，不知他当初占出自己这个下场没有。”(《周易概论》第140页)

虽然刘大钧说这话显得十分刻薄，虽然刘大钧说这话以后改变了对八卦筮术的看法，并“著”《纳甲筮法》。不过刘大钧所著的《纳甲筮法》的那些内容，正是传统上的东西，正是京房纳甲筮法的框架。

京房确实被皇帝杀了，这是不争的事实。然京房因术得宠，但并非因术而得死。刘大钧那话目的很明确，以京房造纳甲筮法，而并没有保着自己的性命，说明他没有预先算出自己要被皇帝杀掉而能避开，以此来证明，纳甲筮术不可信。这种证明本身没有错，确实京房构建的八卦纳甲筮术是不能预知人事吉凶结果的。但京房的死，并不是死于造八卦纳甲筮术，而是死于政治改革的主张。京房虽因阴阳灾异之术得宠于皇帝。《汉书》京房传里说：“房数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

这京房的本事，能不使皇帝高兴么？皇帝正因不断灾异出现而犯愁呢？皇帝一高兴，京房就得宠。当时的天子是汉元帝，是汉武帝的玄孙，汉宣帝的儿子。这时的西汉已进入未世景象，“灾异”不断，实是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统治阶级内部已到了腐朽不堪的地步，是危机四伏的时期。

汉元帝登基后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即所谓的灾异不断，当时的皇帝要下诏自责，并切要采取措施解决灾异问题。在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度，全靠自然经济维持社会运转，一旦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会出现社会动荡，而且家天下的体制又极易产生官僚阶层的，更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加俱。天灾加俱社会动荡，高高在上的一家之长皇帝，也只能祀求天帝降临福祥，保佑天下太平。因为“君权神授”的观念，虽然是统治者的“神道设教”，但久而久之，皇帝之家也就深信不移了，认为灾异不断也是上天的意志了。

由于连年的灾害，到初元三年汉元帝又下诏书自责，并且要求“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这道诏书，是让推举懂阴阳灾异的人，来解决灾异问题。京房就是这次以懂阴阳灾异者身份进入朝庭的。京房进入朝庭，就“所言屡中，天子说之”而得以皇帝的宠信。皇帝自然是要迫切解决不断出现的灾异问题，并且会向京房询问如何来消除这些灾异问题。而京房的献策，是出乎常人的意料。若按连年不断的灾异出现，如地震、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北海水溢，流杀人民等等。这本为自然灾害，并不反常，但在经济、科技文化落后的农耕时代，又是大一统的家天下，皇帝就是一个大家长，天下人都是皇帝的子民，都要跟着皇帝吃饭穿衣求生存。一但出现大的自然灾害，这个大家长就会焦虑不安。元帝时期，西汉已进入衰世时期，早在他的祖父汉武帝把国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国家在走下坡路。然而在中国的皇帝时代里，人们更相信灾异是上天的意志，往往从天命观的角度考虑所出现的灾异问题。而现实帝国里的统治权力结构模式，又非常成熟（即有很成熟的历史政治经验的借鉴），无论王公贵族，世袭荫禄地位者，也无论通过权贵推选，还是地方官史选拔的符合为帝国服务的读书人才，都以权力结层构成利益战线。

西汉后期宫庭的宦官势力与王公国戚及朝廷大臣都有某种一荣则荣，一枯则枯的那种帝王统治下自然生成的并发症。京房进入朝廷，并且得到皇帝某种程度的信任，也自然会引起原班权贵的注意。京房入朝没几年终于陷入权力争斗的旋涡里，导致京房被杀，也并非出乎意料之外。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以面对“明阴阳灾异”的高人之间的交流，是如何能消除灾异，可使天下风调雨顺，阴阳和合，天下太平，皇帝就没有了心中的焦虑和愁楚。

京房虽是以“术”参政，但京房的可贵之处，并不是以一个术士角色来为皇帝解释灾异和如何消除这些灾异。从一般常识来讲，京房应以阴阳、鬼神这种神秘上来阐述灾异问题，如进行祭天祈祷什么的大型活动，还搞什么封禅的活动，以得以天帝的谅解，总之得与神的鬼的活动相关。可京房提出的并不是与一个“明阴阳灾异”角色人的职能范围责任相符合，却提出了“考功课吏法”，这应属于当朝丞相大臣政治家们的职能责任，然而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具然得到皇帝的认可。这又体现了京房的理性一面，大概皇帝和京房多次交谈中理解“考功课吏法”的必要性。也正是京房看清楚了帝国走向衰退的结症，应必须进行吏治改革。

“考功课吏法”就是对官吏的考核整治，这属于政治改革，要冒极大的风险。既使现代的中国涉及到政治改革，已是举步难艰，何况皇帝的时代，整顿吏治，本身是一种想象，而实践是行不通的，那因是体制的使然。可京房真有点不自量力，所提出改革课题太大了，就是元帝也担负不起。

西汉至亡国时围绕着帝王周围外戚，宦官势力是盘根错节。皇帝如同身陷在大墙内里的笼中鸟，早已辨不清东西南北，谁忠谁奸。帝王体制所固有的痼疾，皇帝如何能辨的清楚。谁接近皇帝谁就能影响皇帝，这就是帝王制里的怪圈。

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元帝还算明智，也想当个明君，做个有作为的皇帝，就同意京房的“提案”。皇帝同意“考功课吏法”，当然得有一套方案，可操作的准则，还得有人推行。

“考功课吏法”的实施不仅涉及当朝权贵，王公贵族的利益，而且还要涉及到皇帝的专权问题。这就要建立一整套与政治有关的制度，若皇帝专权问题不加以约束，什么“考功课吏法”都是纸上谈兵，还会加快一层层的，最终改革是向死胡洞。

要想在家天下的体制上进行“考功课吏法”本身是行不通的。而事实上京房提出的方案还没有进行实验，自己就被套死在自己提出的主张上，即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还没有开展，就身先死去，改革也随之被扼杀。这在《汉书》京房传里有述。

《汉书·卷七十五》里有京房传：“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精。”

史书里记载京房的特长是精于阴阳占候，这正是西汉“象数”八卦易学发展出来的新东西，是所谓“象数易学”里的新筮术，是以卦说、阴阳、四时、节气、七十二候纳入到“八卦”体系里，以为能够由此认识天地人之间的灾异变化来，这就是西汉“占验象数易学”的特点。

京房尤其是“占验象数易学”里筮术的集大成者，京房以阴阳占候，上疏，所言屡中，而得元帝数次召见和信任。皇帝这时也是有病乱问医，皇帝已深陷帝国的危急之中，上有宫庭里宦官与外戚当政中勾心斗角的重重政治危机，而下有官僚地主与农民的尖锐矛盾，以及和天灾不断的发生，往往皇帝陷入焦虑、困顿、困惑的交织之中。

《京房传》里说：“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

由此内容看京房并不是用迷信的禳解之术来消灾，而是向皇帝所奏的是整顿吏治，可以说京房理性的一面。京房奏行的“考功课”后，遭到权臣、中书令、石显（宦官）和显友五鹿充宗（尚书令）的嫉恨。这种事自然是帝王身边受庞与失宠常见的权力斗争，也是帝王里不是外戚当政，就是私家奴才宦官当政的必然。最后京房成为权力者争斗的牺牲品，京房自己设套（提出的考功课吏法）而被石显等反套死了。后石显等抓着机会奏皇帝让京房到一郡里推行其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实验。京房自知已回天之力，在去魏郡太守职上，月余下狱，尔后弃市（在人聚集的地方被杀头），年四十一岁。京房的死不是死于他的术，而是死于他提出的政治改革。京房的死，正体现了帝王时代里，精英学者的悲剧人生。京房根本不可能从“考功课吏法”上能匡正帝国的危急，整个二千多年的后封建社会里都不可能解决那种危急与矛盾。帝国里的危急不在于“考吏治”，而在于“考皇制”，才是根本出路。考吏治是治标，而考皇帝制才是治本。

而京房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候学说的人，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后，想从整顿吏治上改变国家的重重危急局面，那只能是白日做梦。京房也明智的知道只是想借着皇帝的力，推行“考功课吏法”来解决帝国出现的危急问题，若一旦让其离开皇帝身边去到一个郡里推行“考功课吏法”，就感到无比的恐惧降到头上。京房也清楚皇帝是包围在宦官与宠臣之中，随时听信他言，而改变初衷的人。京房终于应验了《系辞传》里那句经典的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几事不密，则害成”。京房因做事不密，而。

正如班固在《汉书·卷七十五》里对京房总结与评价的很有见底：“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莫著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景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幸不旋踵，亦不密以，悲夫”。

史家则能从历史观“象”中看的清楚，这一段可说是总结了西汉“占验八卦象数”学的发展过程，总结论述的很是恰当。在历史家眼里那些“假经设谊依托象类”之学是害人的东西。

《汉书·京房传》所记皇帝让京房到地方一郡去搞他提出的政治主张，京房自感觉离开皇帝，就产生了恐惧，在离开皇帝去任上之前和路上所上给皇帝的密奏。

“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内与石显、五鹿充宗有隙，不欲远离左右，及为太守，忧惧。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