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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考古上所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比较与分析,无疑证明了商周(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也就是《周易》一书里所用并传承下来的那套符号。既然这套“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成,那么,这套“六联体”的符号就不可能是数字组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要证明这套符号是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组合,那么,这套“六联体”符号必须有两个不同的符号作为基础符号,才能排演出“六联体”的六十四个不重样的组合来。即使是以两个数字组合出这套符号,但已不再是数字符号,而是一套新的符号系统诞生了。若是有两个以上的数字来组合,就不可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组合来,这是有“六十四画符号”自身组合规律所决定的。只要验证了这套符号起始就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就必定是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符号来,那么,这就关系着“数字”组合说的破产,也更是使“数字卦”之说不攻自破。

而商和西周早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用意应是一脉相承的,其性质是属原始符号拜物教的孑遗。

通过我们考证分析在西周及之前这些“六联体”符号还没有成为算卦的工具,而是被作为神秘符号崇拜使用而已。

如考古发现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仿铜陶簋,内壁腹部刻“六联体”符号,和无法知晓的刻划符号及图画。这一陶簋当是西周后期的东西。而且这一刻有“六联体”符号的陶簋是出土于墓葬,作为一件随葬品,并且这一随葬品上刻写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图画和“六联体”符号以及几组神秘的刻划符号,应是与丧葬信仰有关。即象征着对死者某种寄托,犹如两汉时期贵族墓葬里的常见的汉画像石所表达着对死者的某种寄托,这当然是与鬼神迷信有关。所以这一陶簋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既不是“筮数”(数字卦)的卜筮的记录,也不是卦符号。而是作为一种神秘符号的崇拜使用,这与崇拜神秘符号的传统有关。如青铜铭文里记载做器者对先人祭祀常与甲子符号连缀现象相同,如父乙、父丁、父戊等称号(甲子符号)。把“六联体”符号刻写在不同器物上,无论是甲骨上,还是青铜器上,一般来说其用意是作为一种通神的媒介,以传达人与神灵交通意愿的实现。虽然卜筮也是一种人神交通的方式,但出现在商周时期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还没有演变成卜筮的工具,还不是卦符号,而只是作为一种神秘符号来运用(当然这套“六联体”符号初始只是一种记事符号而已),类似后封建时期里道教符咒使用的用意,在道士法师和巫师看来,“符”是沟通人与神的秘密法宝,画符就以为可借助神灵的力量来实现人的意愿。虽然卜筮与符咒都是通神的方式,但两者不是同一概念。所以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不是卜筮(算卦)的记录,而是做为一种神秘符号使用而已。西周陶簋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是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北宋时期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中一件方鼎(称“中方鼎“)的铭文里出现的两个“六联体”符号,同样具有明显的象征用意。

还如包山竹简(战国楚墓,属战国中期),其中属祝祷辞竹简上往往出现一组两个“六联体”画符号,这些符号既不反映《周易》文辞与名称,也不反映如《连山》与《归藏》卦辞及名称。做为巫风之地的战国楚地是在传承着一套如同神符的六联体画符号在使用,并做为祈福语、祷祝语时类似符咒在使用,如同后代的道教法师及巫医用“画符”祈病与辟邪壤灾的方法而已。

总之,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象征用意虽各有不同,但其性质不外是原始符号拜物教流行的表现,并不能称”数字卦”,也没有演变成卜筮算卦符号工具。

纵览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即“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些符号),那些“六联体”符号,实乃是“六十四画符号”里的符号,后来《周易》一书所用的符号正是这一套符号体系。商与西周时期这一套符号还没有演变成卜筮工具,即不具有卦学的意义。把那套符号演变成”八卦”筮术上的工具(即算卦工具),应是《周易》一书被篡改成”繇称”格式以后的事情。在《周易》成书之前,那套符号只是一套符号而已,既不能称”数字卦”,也不是算卦的工具。

商代甲骨文里没有“卦”字出现,难道说商代就有了“数字卦”吗?说“数字卦”就认为那是实“占”(算卦)结果,也就误认为《周易》里那套符号在《周易》之前就是个算卦工具了,自然也就让人误认为《周易》开始时就是用算卦符号工具,创作了一部算卦书。故把《周易》之前出现在商与西周时期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说成是“数字卦”,是个极其错误的说法。本身易学界里把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组合符号,说成是”数字卦”,是排除《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之外的另一套数字卦符号,这无疑是个既矛盾又错误的说法。

把那些“六联体“符号看成是数字组合,以排除于《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之外,而称之为是“数字卦”,则是个伪命题。

那些出现在商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实乃就是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里的某些符号而已,并不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之外还存在着一套数字组合的“数字卦“符号。

那套符号早期刻写方法与传承的地域关系有所不同,会篡入个别类如数字误写,都不足以否定那是个“六联体”符号的组合体,即使起初受数字的影响创立产生了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已是个符号系统的诞生,而不能再认为是“数字”了,更不能妄贴上“数字卦“(犹如考古发现早在5000年前“青墩遗址出土的麋鹿角“上刻有几十道刻划纹,被张政烺研究认为是“数字卦”。后被人用放大镜看,那只是几十道刻划纹,应属装饰纹而已)。现在更有把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彩陶瓶上出现的”白点点”饰纹,而唯一类似于现在书写的一个卦符号,而错误说成是卦符号,说早在9000年就出现易经卦符号。考古上发现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其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是“十”与“∧”。历史岂能倒流,早在9000年时期就出现如同现在写法的卦符号。把出土的一个陶瓶上出现的白点饰纹组合说成卦符号,更是哗众取宠的一派胡言。

因为那套符号的产生组合,必有两个基础符号为基准,无论是用两个数字相互叠加组合而产生出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那就是一套符号出现了。

而那些属“六联体”符号组合的两个基础符号刻写上的差异,正如考古上发现的竹书《周易》与帛书《周易》里的那套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刻写方法,与东汉刻在石碑上的《周易》里那套符号上的两个基础符号不是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么?何况商代与西周早期出现在不同地域不同器物上的那种“六联体”符号的写法出现的有所不同,但依然是那种“六联体”组合的符号,就是由商代产生(目前考古发现最早出现在商代)而传承下来到今天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岂能说成是“数字卦”!

至目前考古上所发现商与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就是《周易》继承所用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并且在《周易》一书所用之前,只是一套符号工具。

接下来我们所讲述的《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初始发明产生的组合方法,也由此说明商与西周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就是一套符号,既不能称是数字,更不能称“数字卦”。再者证明由“八卦”而演六十四卦,是个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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