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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话。第一个“子曰”无疑是“引典”说明占卜为何出现“从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说自己占卜的经验方法。那句话是当今学界里没有正确理解所至。一般把“吾百占而七十当”,解释为“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相当”,是把“而”解释“有”,把“当”从古意认为的“中”。而关键这句话的“而”做何解释,应该通篇内容分析考虑孔子的思想目的。无疑这“而”字不能当“有”讲,这里的“而”应当作“连词”里的如果讲。这句话是孔子引典来说明信占卜者的道理。虽然这引典“周梁山之占”不详出处,也不解其意。但通句并不表明是孔子“自己占一百次就有七十次相当”行为。

这一句话的译文应是“孔子说:‘自已若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当。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这分明是一种假设的说法,关键语是“谨止于此罢”。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们为何信筮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是断章取义,而不连系后面句子内容综合分析(“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

反而认为是孔子常占筮的高手,实是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句话而曲解了孔子。所以第二个“子曰”的内容就是继第一个问题,阐述自己对《易学》的立场,是非常明确表述自己的立场观点。

“《易》我后其筮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是旗帜鲜明的,那些把孔子说成是一个不但相信占筮,还是一个常占筮的人,简至是对孔子的亵渎。

再说,若按学界里认为“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理解认为孔子成了善于占筮的人。岂不与《要》文里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的说法相矛盾吗?子贡这说法不是已证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们,是反对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说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么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释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对卜筮的伟大思想家,却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发现了帛书《要》文里的一句话,而不能给于正确的理解,反尔把孔子说成是善于占卦的人,这岂不是又制造了一个天下奇冤吗?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伦理道德政治王国。孔子认为的是,都去行道德仁义了,自然有背于道德仁义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质疑时,强调要行“德”,“仁”的理念,无疑是不赞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为。这是表现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与《论语》的宗旨是一样的。这里反映的筮卜的看法,也与《论语》里“不占而已矣”的内涵相一致的。《要》文,体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与筮卜的辩证认识,无疑又是理性的启蒙。这种思想与《论语》里反映孔子对《周易》的认识是相符合的。这是先秦儒者与后封建社会里的儒者对占筮认识上的重大区别。

孔子不但不信筮卜,还是一位反对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把《周易》从史巫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产生之后被史巫蒙羞,孔子并不被卜筮之用的繇式《周易》外在格式所迷惑,而孔子看懂了《周易》内容的义理。

孔子在对《周易》一书的论述,无疑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一面光辉的旗帜。那些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上,没能正确理解,而曲解孔子,应当彻底的纠正。否则一次次,轰动中外,又让众多学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发现,却变成了先秦进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证,那就适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实的证据材料还罢,可那是不慎重对待学问而产生的错误理解,势必造成学术上很坏的影响)。

如“竹书《周易》的发现,被研究竹书《周易》的权威学者所下的一个结论:“在《易学》研究中有所谓“九六”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九六”之名是汉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时《周易》没有“九六”。楚竹书《周易》的问世,真相大白,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楚竹书《周易》的问世,证明了“九六”这个名称,在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见“楚竹书《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濮茅右著2006年版)

我们认为这种结论下的还过早。以“竹书《周易》”的发现,就认为“九·六”争论画上了句号,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并且竹书《周易》资料鉴定时间的下限并未排除汉初。竹书《周易》又是海外古玩市场购回的,没有考古出处。且不说其伪。就算竹书《周易》是战国未期的传本。竹书《周易》只能证明战国末期《周易》已经有“九·六”之说了。而“九·六”之说也正是战国末期的产物。那么,竹书《周易》自然不能证明《周易》原创时就有“九·六”的称法,故不能说先秦时期《周易》已经有这些“九·六”之称。我们认为“九·六”之争画上句号,正说明不是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九·六”之称,而是秦汉之际添加进《周易》文本的,说是先秦就存在的,显然是错误的说法。

又如《清华简》的发现(清华入藏战国竹简),已有研究者通过对《保训》篇的发布,而从其中的“侌(阴阳)之勿(物),咸川(顺)不(逆)”。这一句里理解认为,《周易》在周文王时期已经产生。把“川”理解为“坤”卦解释。这本是在传播中,连竹简上的文字都没有统一规范及公认的说法时,以及竹简的真伪还在争论中(因竹简是从海外古玩市场上购回的,并没有出处),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论证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只是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已。

也正如我们前边说的从一句“吾百占而七十当……”,而理解成孔子是一位爱占筮的人。这不能认为是学问与学术上的自由,而是做学问与学术上的悲哀。

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孔子是春秋后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与论述,无疑在先秦时期为战国百家争鸣,开启了理性之门,也为先秦时期那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奠基。

帛书《要》文反映孔子对筮卜与《周易》讲德义的论辩,无疑是理性与进步的思想。那应是先秦最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了。那段话所表现的思想性,无论先秦,抑或是后封建社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再没有人,也没有典章里出现过真对《周易》是卜筮是义理的辩证论述了。《要》文之后,纵然长达两千多年里再没有过谁能像孔子那样精辟的对《周易》一书正确的认识过。但遗憾的是就这《要》文却成了绝学,不传于后世。正因是帝国的统治者,看到那理性的东西与帝王专治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相适应,所以才庶蔽起来,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汉统治者把先秦《易传》不适应统治要求的思想观点删除掉,而把适合的给保留下来。这才是帛书《易传》里《要》文不见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里的真理,可无情的苍天没有“降斯于大任”于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几年,就能够把《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充分掌握了。可孔子没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历史重任。而孔子刚刚发现《周易》里的“德义”之声,也被无情的历史之门关闭了。这刚刚开启的希望之门一关就是两千多年。孔子对《周易》真知灼见的认识,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个后封建时代。帛书《周易》与《易传》的考古发现,无疑对《周易》的再认识将起到大变化。也正如十年前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中说:“……这次大批简书的缤纷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势必对中华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

而此文中引用了在香举行的“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会上饶宗颐先生的话:“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引起的新文艺运动。”(《部分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饶先生的预见是可能的。有可能从考古发现的简帛书上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发现与对古典文化的再认识。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东西而被黑暗的后封建社会里所庶蔽。但愿出现饶先生的那种愿望的预见,而不是像学界里从帛书《易传·要》文里错误的研究认为,把孔子变成一个非理性的人了。说孔子常常占筮,还是占筮高手,这恐怕不但不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带来了一场“封建”迷信上的复兴,那可是很悲哀的结果了。

我们讲了春秋时期《周易》一书的出现,在《左传》一书里记载是被史巫用于筮卜,其后也有上层人士把《周易》一书做义理之书看待,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内容来说理。在春秋时期《周易》一书形成了两种用法,史巫手里用作筮卜,上层贵族学者手里看作义理之书。而到春秋后期,产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老而好《易》,才所见《周易》一书的真理,旗帜鲜明的表述《周易》是讲“德义”的书。“吾与史巫不同,吾求其德而已”。

我们说了《左传》与孔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对《周易》一书是如何的看法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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