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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物质文化,同时也会衍生出截然不同的观念,信仰和制度。
欧洲发展出了重商主义传统,中国则走向重农主义,其根本是在于地理环境因素。
欧洲没有像中国实现大一统,实在是因地形破碎分裂所造成。使得欧洲的国家规模历来较小,而统一全欧洲的事业难度又很大,多国林立的现实使得贵族在国王面前有实力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最终保障了自己的自由。而中国的地形,中原一片平原,几乎没有地理障碍,有北向南统一,往往实现王朝的统治大业。王朝的中央集权又太强,所以任何臣民的实力都无法与帝王的集权实力相抗争。而中国又是一个文化传统不曾断裂的民族,文化传统又成为中国人心理习惯与思维定势,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主义”,主义的文化核心是“三纲六纪”,即天地,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等级的伦理政治观念。这种产生于血缘宗法制里的文化传统,到了中国近代都难以断裂,已然是护围帝国的钢铁城墙。如曾国藩用洋枪洋炮绞杀了太平天国,却骨子里已然把“三纲”提到天的高度:“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卷下》)
后封建帝国到了近代,已是到了被西方列强瓜分和奴役的地步。而帝国里所谓有作为的“儒学名臣”,却不知维新图强,还死抱着那些愚国,愚民的观念当真理。可见封建文化传统已将人们浸淫得痴呆愚顽。可见中国的主义思想完全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政教礼俗。这种固结在中国人心中的传统思维定式,正是特定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所形成。
每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方式。
中国这个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由于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竞争,眼界狭窄,内向保守,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独尊意识。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中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中国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哺育了儒家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伦理(道德)政治的关注。而哲人们善于比照(类比)自然是为了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所提供的例证,而从无对自然世界研究的兴趣,因为没有动力,即带不来名利。王权制度里,人们向往的政治权力,正是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与宗法血缘体制所限制;也正是由简单的季节性循环和简单的农业生产上的循环,最终形成阴阳,五行的“循环论”,同理也就把历史看成是盛衰循环的必然结果了。
传统里的经验思维正是农业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反映。经验思维具有保守性,总是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总是要人们向以前看,要人们严格按照祖宗的成规办事。这都与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促成中国古代人的生活方式,由传统的生活方式形成中国人的心理模式与思维习惯。根本不同与希腊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由于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思维对象倾向于外界,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外向型思维导致求新,求变。
不同民族的思维文化意识与其活动有关,即与生存空间下的生存活动方式有关。
古代中国人们生存活动方式只限于农耕的活动方式。而西方生存活动方式是海洋贸易与交流探索及扩张的生存活动。生存是社会中人的第一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是根源,上层建筑是派生物,无论政治或思想的上层建筑,它们都产生于或根源于经济基础。社会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在古代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无论它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传统文化,还是思维方式,都是由它的生存条件决定的。
中华先民主要以农耕方式求其生存空间互动,他们正是基于农耕生存的需要,以农耕化的眼光观察天、地、人三者的关系。
农耕文化早以根植在中华先民的传统意识里。夏、商、周都生存在黄河流域,已是一个富于种植的传统习惯。周人击败商以后,将其子弟、姻亲及有战功的功臣分封到各地,成为诸侯,诸侯分封自己的子侄为卿大夫。各级都按嫡长制世袭,这样就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一体政治制度。
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形式。
地缘关系是一种空间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世代继替的时间关系。把血缘性的亲缘关系推而广之为这家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则是商、周“国家”最重大的特征之一。
任何文化的起源,都可以在与之相关的地理因素和血缘因素中寻找。
地理因素对文化传统,特别是对文化形成早期的重要作用,确实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传统上又是乡土社会,是血缘和地缘合一的,近乎原始状态的村落,并且是密布于广大的平原与丘岭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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