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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所谓的“变通”与“心易”实乃是江湖术,邵乃是江湖术的鼻祖。《梅花易数》“占卜论理诀”里说道:“数说当也,必以理论之而后备,苟论数而不论理。则拘其一见而不验矣。且如饮食得震,则震为龙。以理论之,龙非可取,当取鲤鱼之类代之。又以天时之得震,当有雷声,若冬月占得震,以理论之,冬月岂有雷声,当有风撼震动之类。既知以上数条之诀,复明乎理,则占卜之道无余蕴矣。”
这实际还是讲“变通”,说白了就是展开联想,但联想中要与符合的事物现象联想到一块,实际或是江湖经验,没有经验如何联想呢。但“变通”或“联想”其结果就是江湖经验,实质就是江湖术,也就不按那些套路了。因为按八卦纳甲的那些套路去推断是行不通,断不对,不得不运用“江湖术”,否则“术数”行业就无法立足于市场。
邵雍的“心易法”的理论内核提现在“三要”与“十应”说上。
《梅花易数》“三要灵应篇里讲”:“三要者,运耳,目,心三者之要也;灵应者,灵妙而应验也,夫耳之于听,目之于视,心之于思,三者为人一身之要,而万物之理不出于视听之外。占决之际,寂闻澄虚,静观万物,而听其音,知吉凶,见其形,知善恶,察其理,知祸福,皆可为占卜之验。如谷之应声,如影之随形,灼然可见也。其理出于《周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法。……原夫天高地厚,万物散殊,阴浊阳清,五气顺布,祸福莫逃乎数,吉凶皆有其机。人为万物之灵,心乃一身之主,目寓而为形于色,耳得而为音于声,三要总之,万物备矣。”
此三要说明要运用耳,目,心这三种器官进行观察与思考,这是占卦断事的关键。这是让充分运用感觉与思维器官,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说明占卦断事是人的判断,而不是神的兆示。从这一点来讲,邵雍从神学又走向了理性。但却与筮卜结合在一起,也就失了进步的意义,其理论变成了巫术的女佣。
邵雍虽体察到“三要灵应”,着眼于现实,即客观世界里的变化。观察分析以变通卦象,而用在占卜吉凶上。他的“心易”,通俗的讲就是后天经验。这为后学江湖术寻得卦术筮法的技巧,并为江湖骗术打开方便之门。
“十应”者,在“十应奥论”里讲:“十应固出于三要,而妙乎三要。但以耳目所得,如见吉兆而终须吉,若逢凶谶又免乎凶,理之自然也。然以此而遇吉凶,亦有未然者也。”
“三要”是讲着眼于客观世界,从感性到理性的判断。而“十应”是要根据天地人,自然,社会现象与卦结合而进行占算。这“十应”就是人与天、与地、与人、与物、与言、与色、与字相感应而体现到卦里。这十种感应,应是应象,即把自然社会的应象,运用到八卦筮术中。以观物为手段进行占卦断吉凶。“十应”要通过“三要”的结合,把所看,所听,所思,运用到卦法上,以断人事吉凶。若这种“十应”,把天、地、人,自然与社会里的现象的观察与体验,来分析、归纳以此预测事物的发展规律,这无疑是科学的预测了。可邵雍把这现实本属科学的“三要”与“十应”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八卦筮法上来推断人事吉凶,这就成为反科学了,或叫伪科学。这就又转向“天人感应”上去了。
如“天时之应”里说:“如天无云翳,明朗之际,为乾之时,乾兑为体,则比和而吉,坎为体,则逢生而大吉。坤,艮为体则泄气,震,巽为体则见克而不吉矣。”
这又陷入五行生克模式里去了。这吉与不吉,只能用“天人感应”论去解释,否则没有其因果关系。邵雍的“心易”论中,某些理论本是一种进步,可把进步的学说,装进神学的套子里,本应是理性的东西,一下子暗然失色了。这也说明古代虽有心思的学者,可最终突破不出传统的文化思维模式。
通过邵雍的卦术,已知邵雍的《梅花易术》虽然名称里出现了一个“易”字,但并不是《周易》或《易经》的代称。邵的《梅花易术》是在前人的八卦纳甲筮法上的新演义,而确确实实与《周易》无关,即不是注释今本《周易》,也不阐释今本《周易》。
我们说了邵子,再来说一说朱子,在后封建社会里的筮术道路上,朱子也不遗余力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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