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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向也是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验的人,目的是以阴阳灾异学说框救时政,避免国家灾难发生,以及试图纠正帝王的错误行为。《汉书·楚元王传》里记:“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以,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
刘向在发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上,也是有贡献的。其实,刘向并不相信谶纬迷信,也许是时代整个风气所趋。
而与刘向同时代里有一个对八卦象数筮术学,可以说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就是建构出八卦纳甲五行生克六亲筮术的开山鼻祖——京房。
说京房在“易学”上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也不为过,因为是到京房时才把八卦筮术从《周易》里分离出来,八卦筮术自成体系了。自京房建构出八宫纳甲用于推演人事吉凶(算卦)不再与《周易》有什么瓜葛了,完全抛弃了先秦史巫借着《周易》里的文辞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的那种方法,至到今天出现在街头巷尾的那些所谓的“周易预测”的就是用京房建构的八宫(八卦)纳甲的算卦术。
《汉书·卷七十五》里有京房传:“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精。”
史书里记载京房的特长是精于阴阳占候,这正是西汉“象数”易学发展出来的新东西,是所谓“象数易学”里的新筮术,是以卦说、阴阳、四时、节气、七十二候纳入到“八卦”体系里,以为能够由此认识天地人之间的灾异变化来,这就是西汉“象数易”的特点。
京房尤其是“象数易”学里筮术的集大成者,京房以阴阳占候,上疏,所言屡中,而得元帝数次召见和信任。皇帝这时也是有病乱问医了,皇帝已深陷帝国的危急之中,上有宫庭里宦官与外戚当政中勾心斗角的重重政治危机,而下有官僚地主与农民的尖锐矛盾,以及和天灾不断的发生,往往皇帝陷入焦虑、困顿、困惑的交织之中。
《京房传》里说:“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
可京房并不是用迷信的禳解之术来消灾,而是向皇帝所奏的是整顿吏治,可以说京房理性的一面。京房奏行的“考功课”后,遭到权臣、中书令、石显(宦官)和显友五鹿充宗(尚书令)的嫉恨。这种事自然是帝王身边受庞与失宠常见的权力斗争,也是帝王里不是外戚当政,就是私家奴才宦官当政的必然。最后京房成为权力者争斗的牺牲品,京房自己设套(提出的考功课吏法)而被石显等反套死了。后石显等抓着机会奏皇帝让京房到一郡里推行其提出的“考功课吏法”实验。京房自知已回天之力,在去魏郡太守职上,月余下狱,尔后弃市(在人聚集的地方被杀头),年四十一岁。京房的死不是死于他的术,而是死于他提出的政治改革。京房的死,正体现了帝王时代里,精英学者的悲剧人生。京房根本不可能从“考功课吏法”上能匡正帝国的危急,整个二千多年的后封建社会里都不可能解决那种危急与矛盾。帝国里的危急不在于“考吏治”,而在于“考皇制”,才是根本出路。考吏治是治标,而考皇帝制才是治本。
而京房一个大讲阴阳灾异占候学说的人,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后,想从整顿吏治上改变国家的重重危急局面,那只能是白日做梦。京房也明智的知道只是想借着皇帝的力,推行“考功课吏法”来解决帝国出现的危急问题,若一旦让其离开皇帝身边去到一个郡里推行“考功课吏法”,就感到无比的恐惧降到头上。京房也清楚皇帝是包围在宦官与宠臣之中,随时听信他言,而改变初衷的人。京房终于应验了《系辞传》里那句经典的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几事不密,则害成”。京房因做事不密,而。
正如班固在《汉书·卷七十五》里对京房总结与评价的很有见底:“赞曰:‘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莫著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已矣。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没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景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幸不旋踵,亦不密以,悲夫”。
史家则能从历史观“象”中看的清楚,这一段可说是总结了西汉“象数”学的发展过程,总结论述的很是恰当。在历史家眼里那些“象数”之学是害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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