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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卜筮取象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的思维渊源流长。“取象比类”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的思维活动过程中借助一种具体的“象”并以此为工具,去进行认识、领悟、触类旁通的一种思维方式,又称意象思维。它起源于远古时代,发展成形了占筮(龟占与筮卜),理论化于《系辞》与《说卦》。“象”思维方式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取象比类”。所谓取象中的“象”就是形象、具象、物象、现象。人们通过观天察地的一种直观可感的象,再通过联想和想象,用来阐发事物更深层的意思与事理,从而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
《系辞》里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侧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这里说的无疑是通过“象”,是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八卦”是以通神明之德,及衡量区分万物之情状的,又通过取《离》之象,发明了猎取鸟兽的工具。确实汉字的发明,离不开物的“象”,才有了中国的象形文字。取象思维是上古人类认识世界的一条途径方法,取象不单单是占卜术的方法,是上古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法。但不可否认象思维从占筮发展上升过程中,形成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从中国占筮史中可以看得一清而楚的。
在占卜术上,龟骨卜确实是通过甲骨的烧灼而产生的裂纹形状,而通过纹理形状取“象”,来分析解读对照所问及的人事吉凶的“先知”来。这就是所谓的“龟以象示”。殷商留在地下大量的甲骨卜辞,说明商王朝以龟卜兆示所谓的吉凶“天机”,来做为行动的指导是无疑的。
甲骨卜的取象,同样是以类比联想问及人事吉凶。这“象”与问及人事吉凶之间的中介是认为神示的兆纹,而再通过兆纹象形来比类联想附会出所问的人事吉凶来。虽然这“取象”与问及的人事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那种取象比类思维方式。因古人认为万物是“帝”(神)建构与主宰,占卜即是一种神启的方式,认为龟能通神。再者人们又相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天人合一”观念,通过神启出的龟骨兆纹,就可比类联想到人事吉凶上来了。总之,即是思维方式所决定下的世界观与方。
早期的龟骨占就是通过对甲、骨烧灼产生的裂纹,而看形象以类比联想所问及的人事吉凶问题。
在《周易》一书之前肯定的说,已有了筮法,即所谓的用蓍草筮的方法。西周前期已用蓍草卜问是存在的,但如何筮法,已不祥,有待学者对西周前期的筮法做出研究与考证。
那么,《周易》一书里有没有“象”、“数”呢?很遗憾的说,《周易》原创内容里既没有“象”说,也无“数”论。正因为《周易》一书不是讲筮卜的,所以才不涉及“象”与“数”。原典的《周易》,即那六十四篇文章,是一部义理书。而后来是史巫把《周易》改造成认为能占筮卜问吉凶的卦爻结构之书,把六十四个“六联体”的画符号装进去八种物象,以取象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又通过“数”的起蓍方法,得出六十四画符号中某一画符号,也自然附带出认为《周易》某一篇名及文辞,又用那些文辞来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这已不是《周易》原创内容的意思了,而是史巫“发明”出的筮术。
八卦筮卜是借助卦象模式运作的,以类象形式表达的,以“数”起筮方式推演卜问人事吉凶的巫术行为。春秋时期史巫把《周易》当成筮卜书,必须通过对“画符号”的改造与附上取象的一套筮术内容,才能变成筮卜工具的。
我们通过《左传》一书里记述春秋史巫筮卜例子,所谓“以《周易》筮之”,那已不是原典《周易》了。通过那些筮例已知如何用“画符号”里的取象类比、联想、附会人事吉凶的。春秋《周易》文本,一样通过“大衍之数”的说法,就可起出一“卦”,就能得出六十四画符号中某一画符号,就能通过画符号取象及画符号里的所系繇辞来比类联想人事吉凶了。懂得了“大衍之数”里“十八变”得出某一画卦符号,就可算卦了。这是两个步骤,缺一不可。占筮里的起筮方法是与“数”有关。起筮(后称‘卦’)是用蓍草(春秋时期)要通过复杂的“数目”推演,把数也看成天地之数,“数”也被赋予上神秘的属性,自然通过“数”而得出一筮(卦),就认为是神示了(本身用蓍草起筮,也是模似天地四时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筮以数吉”,所以起筮是离不开“数”。
而后来把春秋《周易》文本按画符号创六爻之说,增添“九·六”之数,把“繇辞”变“爻辞”,赋予上“数”的理念。又通过“数”列并赋予爻位里的取象,如把第五爻说成是王位。总之,是一种附会之说。
自春秋时期,把筮术里的“象”与“数”附会到《周易》头上,从《左传》里留下来的筮例来看,春秋史巫筮卜是要用八种物象(后总结为“八卦”),又要用蓍草来起筮。通过数目排列推演十八次变化才得出一筮(卦),并可通过某一“六联体”画符号取象及借用《周易》里的文辞,来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了。蓍本身是有数的,又是通过数目排列才能推演出一画符号(后称卦符号),而龟占就不需要数目字。一只龟,二只龟都是龟,都要通过一只只的宰杀,烧钻看裂纹,以看其形象来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这两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才有龟是“象”,筮是“数”的说法来。
通过春秋战国筮术的不断运用与象的发展,才有《系辞》与《说卦》里的八卦筮术上的“象”、“数”的理论总结与八卦取象归类。也就有了义理之“象”的论述。才有了《系辞》文里的那么多的“象”说与“大衍之数”的起卦方法。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以制器者尚其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系辞》里的这些“象”说,虽多是从义理角度论述“象”的,但归结是“君子属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就削弱了《系辞》里义理“象”说,《系辞》变成了亦筮亦理的东西。
《系辞》里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这就是所说的“数”与筮卜的关系。??还有所谓的“九·六”之说,即把“初”至“六”之爻数列里也附加了适应筮卜的东西。如“位”说,天子谓五(五爻),三爻为公位,小人谓四爻位。后人算卦若占出“九五”爻,那就认为是上上大吉的兆示了,这已成为人们习惯的文化认知模式,而爻位之外还附会上阴阳之说。
这以上是汉以前“象”与“数”的发展史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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