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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既继承了《周易》里的君子论,而又赋予君子新的道德政治内涵。但“大象”文释《周易》而阐发君子理念时看似是通过《周易》里的画符号的取象而类比联想出来的新思想,实则是对《周易》每篇文章的高度概括。其内涵是君子的道德与治国的观念。同样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是论述君子如何修德教民,治国安天下的政治道理。这六十四条“大象”文除少有用“先王”、“后”、“大人”外,其余全用“君子”一词。
从“大象”文释《周易》的体例来看,优如《诗》里的起兴那样。但“大象”文又不同于《诗》里的起兴那样写作手法。咋一看“大象”文用八种物象类如“起兴”,可又文不对题,风马牛不相及。可“大象”文就是按每一个画符号里已赋予进去的八种物象内容,点出《周易》每篇的名称而所发出的一凡道理来。如《遁》篇里所释《周易》的“大象”文是:“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这“天下有山”就是通过《遁》里的一个“六联体”符号的上三画为八经卦的“乾”卦符号取象为“天”,和下三画符号为八经卦里的“艮”卦符号取象为“山”。这些“八卦取象”是后于《周易》而产生的类象内容,也被后人看成是《周易》里的东西了。
春秋史巫就是通过六十四个“六联体”画符号做为算卦工具,以取象来类比人事吉凶。这“大象”文实受时代的习惯思维影响,而阐发《周易》里的义理内涵时,也是用那八种取象来言明每一“六联体”符号。
如“大象”作者通过《遁》里的那个“六联体”符号(后称“卦画符号”)里取象的“天”与“山”来说“天下有山:《遁》”。作者通过“天下有山”是言明《遁》里的那个“六联体”符号,接着阐发出“《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的儒家道德政治理论来。而不是以“天下有山”所引申出“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的,本身这是如何也联想不到一块呀?既非起兴,又非比喻。若算“天下有山”用来比喻,但也比喻不出“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的道理来呀?总之是没有可比的内在关联。凡认为“大象”文是通过八卦取象阐发出一凡政治道理就理解错了,实乃取象只是言说每一篇里的那个“符号”而已,而每一篇名称之后的一句“君子”如何,则是通过《周易》每篇内容阐发出的政治道理。
《周易》“遁”篇的本义是为“君子”讲述隐退,即后来说的急流勇退或功成名退。若不能急流勇退否则会引火烧身的儒家仕途观。而正是“大象”文由其阐发出的内容都属政治观,“大象”文的体例是由取象表明的哪个“六联体”符号,并引出《周易》里篇名,由此篇阐发出一句“君子”之治的政治理念。“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就是“大象”作者对《遁》阐明的“君子”政治观。故“大象”文表述的内容都属政治观。《大象》文若去掉前面的取象的话,看后句的内容都是很有哲理的。这是一种新的理论建构,已发展了《周易》里的原有政治思想内涵。
《左传·昭公二年》:“二年春,晋候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这里韩室子看到的“易象”是什么呢?是否就是解释《周易》的“象”辞呢?为何不说“周易象”呢?在《左传》一书里所记录的筮例皆是用《周易》一名。《左传》里记载史巫用《周易》筮卜要早于韩宣子见“易象”一百多年。《左传》一书里记述春秋后期直接引《周易》之文用于说理也是称《周易》这一名称,而用《易》代称《周易》,则最早的正是(即现有的史料中来看)《左传》里记韩宣子聘鲁出现的称法,随后《左传》里也有《易》称法。
那么这“易象”就是指释《周易》的“象辞”(即后来称《易传》里的内容之一),韩宣子见的“易象”不是指《周易》与“象传”,应是释《周易》的文章称“易象”,才会有韩宣子看到后的那种惊奇之感。那时对《周易》一书在上层应该是不陌生的,见了《周易》并不会有惊奇之感,只有见到不曾有过的解释《周易》一书义理文章才会感到新奇,才有韩宣子的“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的这种感慨来。
这韩宣子所见的“易象”,应是《周易》学术文章,即《易传大象》文章无疑了。“大象”文是阐述“君德,君礼,君治”,才会使韩宣子感慨“周礼尽在鲁矣”。也正因“大象”文的出现“突破”了巫术神学观念,彰扬了人文理性,更彰显了《周易》里的义理思想,启蒙了人们对《周易》一书的新认识。
韩宣子在鲁国太史那里见到“易象”的时间是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昭公在位32年,即前541前510年)。这是属春秋后期,孔子这年才10岁。孔子不但不是作“易象”的作者,也不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
“易象”的产生也许孔子还没有出生呢?孔子到老年才喜《易》(即《周易》),又非常惋惜没有了时间把《周易》一书研究透彻。既然没有研究明白,就不能去写阐述《周易》的“易传”文章了。说孔子作《易传》是一种拉大旗做虎皮的行为,那是汉人的附会而已。
《左传》里并没有涉及孔子过多活动事迹,而只是引用了一些孔子的话来论事理。《左传》成书是在战国时期,而《论语》一书也是战国时期编撰而成。写《左传》的作者是按春秋史料而写,大抵孔子死后在社会上已有名气,写《左传》的作者才引用孔子的话。
《左传》里有引用孔子的话,但不是出自《论语》一书里的内容。如《左传·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发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爱居,三不知也”。
而文公二年是公元前625年,这年比孔子(字:仲尼)出生还早七十多年。
又如《左传·宣公二年》:“孔子曰:董狐,吉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而宣公二年是公元前607年发生的事情,而孔子还没有出生呢。大抵《左传》的作者是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的人,写春秋史时加入孔子的话,以表达作者论事理的观点依据。类似于《史记》里的篇后内容出现太史公曰那样,不过《史记》是体现了作者的对历史人物评判的观点,而《左传》的作者是引用名人的话来评判历史人物,而不是说孔子在那个时期讲述过了那些话。
“大象”文遵遁了《周易》里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且给于发扬光大。
“大象”文的内容同样是为“君子”讲述的修德治国的政治道理,是《周易》里的忧患意识转换“观象进德,恐惧修省”的君子之为。观象修省,正是春秋流行的思潮。因为这个时期是礼崩乐坏,即社会急具变化的时代,在主流社会精英层里还没一个固定文化理念的成形。这时正是一个自由“学术”与思想“开放”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前后都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前期是周天子“共王”天下的分封时代,即西周前期还没有走出神启的时代。在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是一个逐步走进王权理念的时代。
西周后期至战国,这是一个理性蒙发与成长的时代。也正是中国哲学突破的时代,才能产生出理性的思想来。
《易传·大象》既不同于西周初期的“以德配天”的文化理念,也不同于战国后期王权思想的文化理念。《周易》与《易象》(“大象”)里均看不到这些东西。即不代表西周时期王配天命的思想,也没有战国时期王权主义上升的思想。
“观象进德,恐惧修省”偏重于主体性(“君子”)的道德政治素质建设,还不是王权(帝王)的建构。
从《易传·大象》来看,儒家的学说可以推溯到周公时代道德政治的萌芽(以德配天),而开创儒学之宗,则是西周后期的《周易》。
《周易》是先秦儒学的源泉,但在流出的却是个泥沙俱下的过程,并汇成了一股庞大的“易学”洪流。而这“易学”才成为中国封建王权时代里的文化脊梁,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脊梁。
总之,“大象”文不是解释《周易》如何算卦的,“大象”是何内容不是明摆着的吗?若连“大象”文也看不懂,而说成是解释如何算卦的,可以说那些当今的学者是吃着纳税人的钱粮,而读着“八股文章”,却读坏了脑筋吧?
“大象”文里虽运用八种自然物象只是表面某一个“六联体”符号后并引出篇名,由篇名及篇内含义尔后阐发出儒家的道德政治文章,与春秋时期史巫行的那一套是根本不同的,这是思想家与巫师的区别。但也不否认“大象”作者受春秋取象思维的影响。“大象”文在通过八种自然现象点出篇名,尔后阐发政治观点,并不是完全超越《周易》里的政治思想,一些还是符合《周易》里的原篇之义理。总体思想上与《周易》里义理宗旨是一致的。如《周易·井》篇,文章里是用“井”比喻“君子”(统治者)养民的道理。《周易》是受诗性思维影响,《周易》一书绝大部分是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论说事理,这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非后来称的修辞学的手法。
而“大象”文与《周易》相比没有了形象的比喻,而是用类象直陈事理,在思维发展上是一个进步。直陈事理要比用比喻事理更使人明白,也更显逻辑性。《井》篇文章全用比喻来象征君子之治上的养民道理。而“大象”文通过《井》篇文义概括出“君子以劳民劝相”,基本上没有脱离《井》篇里的宗旨。一个是“养民”的政治道理,一个是“劝勉人民勤劳”,都是政治上的道理。总的说“大象”文是《周易》义理上的深化与发展,都属于义理文章,与卜筮不沾边。也别以为那些当今学者所说的是有了《易传》才一点一滴的改变了《周易》的卜筮性质,变成了哲学。把一个巫婆变成一位哲学家可能吗?
“大象”文在《易传》里应占有重要的哲学地位,可并没有被重视。而后封建时期重视的是《系辞传》。我们讲到《系辞传》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而“大象”文的哲学思想至到今天,已然不失其意义。但我们一定要抛弃掉那种画蛇添足的“取象”,而领会“大象”文的哲学思想,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大象”精神,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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