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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祖刘邦被围白登山之后,汉朝对匈奴一直采用和亲政策,摆出臣服的姿态。到了武帝的时候,国家富强,海内安定,有了与匈奴较量的资本,况且武帝本是个不甘心雌伏(比喻屈居下位,无所作为)的铁血人物,于是开始重新勾画汉匈的关系了。对匈奴,到底是该战还是该和呢?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主动请求和亲。这该是武帝首次经手对匈奴事务,他没什么经验,所以“下议群臣”。
百官分为两派,一派是主战,另一派是主和。
主战代表人物是时任大行令的王恢。王恢是燕地人,多年来戍守边郡,对匈奴的境况非常熟悉。他主战的理由是:匈奴人反复无常,虽与我们和亲,但转眼间就背盟弃约,翻脸比翻书还快。多年来,我们虽不断忍让,但他们却如同惯坏了的孩子,不知悔改不说,还越来越过分。这次他们请求和亲,大概是希望再从我们这里骗取些财货罢了,不如不答应他,而发兵攻打,一举将其制服。
主和代表人物是在平定七国之乱时立过大功的宿将韩安国。他反对王恢说:正是因为匈奴人不讲信义,所以我们才不能出兵,就算我们将它击败,也很难控制,而且他们的土地不适宜耕种,得到了又有什么价值?况且派军出关千里去作战,胜负难料,败多胜少,强弩之极,矢不能穿缟素,冲风之末,力不能起鸿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不如同意他们的请求,与之和亲。
韩安国的说法得到了众人的赞同,于是武帝批准了和亲。
可是这不是武帝内心的想法。在三年前(公元前138年),武帝听匈奴的俘虏说,“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酒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惜无与共击之者”。于是武帝派遣张骞出使月氏,想要与之联合,共击匈奴。可见,武帝的这次批准和亲,乃是因为对匈作战的时机还未成熟。但是对匈作战已经被武帝提到了大汉的日程表上。
两年后(公元前133年),作战建议未被采纳的王恢再次主张出战,于是再次引发“战争与和平”的辩论。
王恢的老对手韩安国仍持着一动不如一静的和亲立场。他说:虽然屈辱,但高祖仍听从建议,“奉金千斤”与匈奴和亲,不是因为怕了匈奴人,也不是不想报被围白登山的一箭之仇,而是以天下安定为己任,从大局出发,“至今五世为利”。
“‘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棺车相望,此仁人之所痛也’,您所说的和亲带来的和平在哪里呢?”王恢的反驳掷地有声。
韩安国没有这么容易被击倒的,他老调重弹地说,匈奴人来去如风,“居处无常,难得而制”,我们贸贸然长驱直入,到了匈奴人的苦寒之地,粮草不济,人困马乏,怎么能胜?这不就是兵法上说的“以军遗敌人,令其虏获也”吗?
王恢等的就是韩安国这句话,于是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原来,王恢并非这次出击匈奴的首倡者。首倡者是雁门马邑的豪强聂壹翁,他向王恢献计,我们可事先在马邑附近埋下人马,然后自己去做奸细,亲身前往匈奴,引君臣单于率军前来,等匈奴大军一到,我们就可以将其一网打尽。
设想很不错,不知道聂壹翁与匈奴人有什么过节,竟然如此处心积虑地对付他们,难道他孤身犯险,仅仅是为了立功、加官晋爵吗?
武帝听了王恢的陈述,眼睛放出的光刺得韩安国眼睛生疼,于是他知道自己不该再坚持下去了。
果然,武帝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为护军将军,总领各路人马共三十余万,设伏马邑。
军队出发之后的几天,相信武帝都是彻夜未眠的,既有几分害怕,但更多的则是兴奋。
聂壹翁“逃”至匈奴,见到了君臣单于,说他可以入马邑斩杀其长官,率城投降,将财物全部献给单于。这是送门来的买卖,单于听得食指大动,于是率十万大军出发,入雁门武州塞。
匈奴人一路掳掠,行至马邑外百余里时,单于心里忽起不安之感,他定睛看去,只见茫茫苍野,只有零星牛羊觅草而食,人影儿却不见半个,于是疑窦大生,改变路径,舍马邑而取武州。武州尉史为匈奴所得,惊惧下将汉朝的伏击计划和盘托出,单于大惊,立即发令撤退。又惊又怕之下,匈奴人总算安然退到了长城之外,可算是有惊无险,君臣单于仰头看了看头上湛蓝的天空,终于松了一口气:“吾得尉史,乃天也!”于是拜尉史为“天王”。
其实,这一切都在汉朝的监视之下,汉军追到了长城,也就停下不追了。而负责袭击匈奴辎重的王恢也擅自罢兵,不敢追击。武帝对王恢所为非常的失望和生气。王恢为自己辩解道:“当初约定好了,匈奴兵一入马邑城,我军就与之交战,然后臣所率部队就袭其辎重,断其后路,如此才十拿九稳。现在匈奴人没到马邑就返身而回,显然是识破了我们的埋伏,臣的手下只有三万人,在敌人有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出击,必定惨败而回绝无幸理。我知道这样做回来只是死路一条,但这是为了替陛下保留三万精兵啊。”王恢所说并非没有道理,孙子兵法就有所谓“非必取不出众,非全胜不交兵”。
于是武帝派廷尉审理此案。廷尉认为王恢“观望曲行避敌,当斩”。王恢于是向当时的丞相武安侯田蚡行贿,请他向武帝求情。精明的田蚡当然不会在这时候触武帝的霉头,于是转而告诉太后,通过太后把话带给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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