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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因为穷,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是最高的(为了钱当叛徒。比例也是很高的),也不怕死,反正什么都没有,打胜了吃香的喝辣的,若是打了败仗,大不了十八年后重新再在这个世界走上一遭,他们又有什么事情好害怕?军队中最勇敢的就是这些人。
当然,因为他们流氓无产者的本性,破坏军纪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事情既然有两面性,就要看到底哪一面更重要些,人无完人嘛!战争年间,一个有缺点的勇士总是比一个老好人懦夫更受到将领喜欢。这些流氓无产者在军队这么些年,一些成了坚定的无产者战士,有的成了高级将领,有这些例子,杨沪生自然不会觉得流氓无产者是如何可怕了。
不过杨沪生也明白军队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强调极端服从的地方,如自由散漫,下场轻者关禁闭,重者掉脑袋,这跟地方没什么可比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军队那个大熔炉管束下,可以将一个懦夫变成一个勇士,而在地方,懦夫只能是懦夫,环境使然罢了。
同样的一个人,在军队,杨沪生觉得是个人才,到了地方,恐怕史秉誉就会觉得是个罪犯了。让整个社会都变成军队?这好象太过分了。
“这个……”杨沪生沉吟了半晌,不大自信地说道:“你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真要绝大多数都是懒汉,社会还如何进步?……而且不管怎样,既然是中国人,管他是地主还是懒汉,我们总要让人家活下来不是?就算大多数人是懒汉,我们也要看到这是旧有的生产关系造成的,是旧有的社会制度造成了这样畸形社会。我们不能怨天尤人,只有想方设法改变才对。”
见史秉誉要插嘴,杨沪生摆了摆手,继续道:“关于这些人,强迫他们劳动显然是不行的,你越强迫,人家越有抵触情绪,就是在监督下干活,他给你偷工减料,虚耗时间,到时候低效率也是必然的,我看还是采用开展思想工作比较好。”
史秉誉正想讥讽杨沪生“政治工作万能论”,杨沪生已经掰着手指头,自顾自讲起如何改造那些懒汉了。
按照杨沪生的说法,人,都是有自尊的。懒汉和新生政权并没有敌我矛盾,而且依照这些人的性格,他们逆反心理很重,你要是批评、规劝,人家不当耳旁风才有鬼。要是强制劳动,这又是将政府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扩大化,属于得不偿失。
对待这些人,只能采用跟他们算帐:算算他们一年要吃多少粮食,那些粮食都来自什么地方,算算他们一年穿的衣服有几件,一年中忍饥挨饿的日子有多少天,冬天到了少衣服穿挨冻的天数又有多少?
要算算大娘纺线能补贴他多少,现在机械化大生产了,这些补贴是否还能有以前那么多(当然不能将矛头对准机械化大生产,让那些懒汉对工业化抱有敌视心理。要告诉他们只有工业发达了,大家才有更多钱过上更好的日子,碗里才能天天都有肉。这种天天吃肉的日子对现在百姓而言,就如同苏联人所言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土豆加牛肉,或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样显得很是虚无缥缈。)?再算算体弱的大叔上山打猎,下海摸鱼能救济他多少?
这样介绍当然不能将一个懒汉变成一个勤快之人,但这样可以触动一个人的灵魂,让他对帮助他改变不至于那么抵触。
在帮懒汉分析日子是如何过后,应该再跟他讨论一下,他能干哪些农活,如果农活不成,他又有哪些活可以做。孤家寡人的,还要讨论娶媳妇过日子,讨个老婆需要多少钱,又如何赚这些钱。食、色,性也。懒汉又不是太监,总不能让这些光棍成为社会隐患吧?
成了家的,要跟他讨论生孩子开支,有孩子的要跟他说再穷不能让孩子也跟着受罪,自己穷,总不能让下一代也跟着受穷。而要改变穷的面貌,只能参加劳动。
当然,在一个自给自足经济走向崩溃,社会正在向大工业转化的中国,单家独户是很难再过“你耕田来我织布”这种理想模式过上幸福日子了。不光是懒人,对普通想正常过日子的农村百姓而言,水源、农具、技术、资金、种子、肥料、运输、市场……这些都是横在他们面前的难关。以前地主拥有这些资源,现在地主都逃进城里,这些资源分下去后,又不可能让大家都全部拥有,靠自己的力量想生活好,这基本不现实。
要想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只能走合作化道路――将大家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为了生活各尽所能。*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并不是脑门子一热就拍板的,在文化极度落后,交通十分闭塞,又因为战乱,水利设施完全破坏情况下,将彻底无序而低效的农村,靠人民公社这种形式让他形成一种简单有序的生产秩序。通过分工、调配,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建设渠道、购置农具,这样才能让大家都吃上饭。
当然,亩产万斤粮这种笑话,杨沪生是肯定不会相信的。而且杨沪生认为就是搞合作化,也应该按照多劳多得来分配。
史秉誉对人民公社没有杨沪生那么多好感,对史秉誉而言,人民公社真要是万能的,也不会有后来的包产到户了。不过越听史秉誉越觉得杨沪生并没有信口开河,他在城市待的时间是很多,但农村也经常去,很明白现在农村现状,那可真是一穷二白。要是不组织起来,并且政府给予扶持,农村不管进行了土改,还是不进行土改,最后都要走上破产这条道路。
听杨沪生介绍合作化好处,史秉誉也砰然心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民还在享受包产到户前,人民公社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打下的基础,这事情史秉誉是无法否认的。水库、机耕路在包产到户后造了多少?真要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年年造,那费用和精力远非政府所能承担。可以说,包产到户享了人民公社之福(人民公社坏话当然是要说的,不说又如何体现出进行包产到户的英明之所在?)。
现在根本不存在包产到户这一说,土地原本就是农民的,还包什么产到什么户?史秉誉不是一叶蔽目的疯子,有了*时代的经验教训,集体化的好处和坏处他多少还是了解一点的。集体化弊端虽多,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农村生产的粮食能够满足全国人口需要,如何能更好的抵御自然灾害,并且还能有大批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工厂当工人。独家独户和集体化哪一个更好?将这两种方式放在天平上秤秤,史秉誉很自然就秤出孰轻孰重。
杨沪生说完,端起茶碗低头喝茶,史秉誉点了点头:“关于农村问题我会再多跑跑下面,好好调查研究一下,不过大哥您说的这些,我想,还是很有用的。也许我们可以先在几个省,分别找几个有代表的县搞搞试点,要是可行,就这么做。”
杨沪生见史秉誉从“右倾”道路上再次转弯,回到正确路上。他觉得这才是自己兄弟,与自己保持一致,全心全意为中华之崛起做事,而不是为了那些满身铜臭的商人做事。自己的敲打还有用,这让杨沪生很是欣慰点了点头。
“不过现在火烧眉毛的是赣州工人罢工如何解决?电报你看了,那些工人要求将工资付给他们,完后他们就要走人,而工厂又不肯放他们领钱走人,现在那些工人占据厂房,在里面静坐示威呢!工人是不能得罪的,可将资本家推到反面去,显然也是错误的,老大你给我拿个主意吧。”
杨沪生一听,脸色难看起来。
史秉誉将这个烫手山芋递给他,一时间杨沪生也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如何是好。
和史秉誉一样,杨沪生以前并没有在工厂当过工人,对工厂的事情,他知道的实在有限。他只知道工人是最有组织性、战斗力的阶级了。要建立工会保障工人切身利益,依托工人实现社会改造。可现在工人挑战他所建立政权的权威性,这事情如何解决可实在麻烦。
虽然杨沪生并没有怂恿别人跑到工厂拖拖参议院的后腿,但杨沪生也不敢保证别人在听了自己暗示后,将事情做大一些。
既然不清楚这事情到底有什么内幕,杨沪生只能冲着史秉誉耍无赖了。
“我们不是有分工合作嘛,我管军事,你管地方。既然是工人问题,我看这还是你自己解决比较好,用不着我瞎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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