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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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秉誉一想可不是！现在这里已经出现神经崩溃的了，真要再过五天，估计连自己也会不大正常。“是啊，太慢了……周台长，马上给黄司令发电，要黄司令派出军舰到安庆迎接司令员，以最快速度把司令员送到这里。路上不得有半点延误！”

看着电台台长走了出去，史秉誉踱到窗台前，掀开窗帘望向外面。

杨柳树下，草坪上，到处都是涌动着的人头，放眼望去，黑压压一片。在人群中，一些身着草绿军装的军人与一些身穿黑袍的洋人显得十分显眼。

军人除了维持治安，就是抬着个大框，给那些百姓分大饼，提了个水壶倒烧开的开水。这么多人过来，连干粮都没带，要是不解决他们饮食问题，正义的人民政府就要变成反动派了。

就算政府不想背上什么正义包袱，不管百姓死活，任他们自生自灭。可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喝着脏水，饿着肚子，恐怕瘟疫很快就要在这里发生了，真要发生瘟疫，到时候大家一起完蛋。

至于那些身着黑袍的洋人，这些人一手捏着面包，一手在胸前划着十字——这些人都是解放区放开传教后，到南昌这里开办教堂的洋人。现在这里突然冒出如此众多贫民，教士们认为自己普渡众生的时刻到来了，用不着他们跑什么路，就可以在这里借用救济百姓之机，吸纳众多教徒，这种好事如何不做？

除了军人、教士，人群中还有一些人极为活跃，这些人拿着纸和笔如蝴蝶般在人群中到处钻来钻去，而只要这些人停在什么地方，很快就会被成群人包围。

史秉誉看着不停皱着眉头，他自然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人，两个小时前，这些人才被史秉誉打发走，没想到过了两个小时，这些人还在这里，不停地想挖掘出新闻素材——这些自然是无冕之王：记者。

史秉誉原本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这么大的动静，那些鼻子比狗还灵的记者又如何不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政府是专制政府，史秉誉还可以强迫记者，不许他们采访这起事件，可谁叫杨沪生与史秉誉非要建设什么民主、自由之中国？纵然现在史秉誉一千个不满，一万个不愿，他也无法干涉那些记者的采访自由。这让史秉誉觉得自己很像是点上一堆火，完后再朝里面跳，非要把自己烧死不可。

史秉誉喃喃自语道：“秋天早晚天凉了，这些人聚集在这里，缺衣少食。等寒流一来，恐怕非病倒几个不可！唉，益谦兄，您看参议会是否在杨首长到来前，对外面百姓做出什么保证，让他们先散去？真要再待个三五天，里里外外非疯了不可！”

洪仁玕有些要抓狂了，苦笑道：“不是已经做出决议了嘛！以债卷形式收购田地，然后再分给失地农民，可这些……这个贫民，为什么还不理解？总不能将地主都赶尽杀绝吧？若是这样，这些人是满意了,可城里那些商人又如何稳定下来？”

老解放区虽然早已土改了，可城里的商人一般在农村还有几亩土地，要是只要有钱就在打倒行列中，这些商人比新解放地区的地主老财可是富裕多了，他们生怕城里工人店员也来个店改、厂改，要是这样，这些商人岂不是在给他人做嫁妆？

“我看这些人无非是希望早日分到田地，既然如此，参议会还是赶紧通过一项法律，以最快速度，派出土改队，携带大量债卷到新解放区收购地主土地。这事情拖不得，再拖，时间长了，难保外面这些百姓情绪不会失控，到时候……”

史秉誉虽然没有说完，容闳与洪仁玕都明白未言之意。如果时间再拖下去，那些贫民一直没看到希望，心情肯定会越来越烦躁，到时候冲击参议会是肯定的，就是放火烧了参议会也不意外。

明白是明白，洪仁玕对史副主席的建议是否能在参议会通过，却不报多大指望，他很明白自己下面那些桀骜不驯的参议员，简直顽劣异常，按照杨沪生的话，那些参议员们拥有一颗“花岗岩脑袋”，他们是不公理，毋宁死。当然，他们的公理是保证土地归地主所有，如不然，退而求其次，政府也要以比较公正的价格收购土地。

若是派出土改队，在那些贫民威胁下，价格是否能公正可想而知。缓行之，则为大利；急图之，则为大害。按照参议员们所想，这土改最好拖上他一百年。

如果洪仁玕是刚从香港到南昌，他一定与杨沪生蹲在一条战壕里：土地兼并让洪仁玕深恶痛绝。可他离开香港好多年了，离开香港后，在原来的天京又当了好几年“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以军师身份总理朝政。

虽然天王洪秀全是洪仁玕族兄，可洪仁发、洪仁达却是洪秀全兄长，比他关系近乎多了。这些家伙贪赃枉法，胡作非为，洪仁玕的改革必然触犯了这俩人所代表的权贵宠臣利益，遭受排挤责难也在所难免。他的《资政新篇》成了纸面上东西，根本无法贯彻下去，到最后，天京遭遇湘军攻击时，洪仁玕还被这两个族兄排挤出京城，到外面寻求救兵。

离开了京城，睁开眼看看外面实际情况，洪仁玕更加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如何虚无缥缈，天京沦陷后，洪仁玕被救出天京，到杨沪生、史秉誉他们这假“太平军”这里重新主政，只是这假太平军，真解放军是杨沪生、史秉誉一手拉起来的，洪仁玕总觉得自己在这里放不开手脚。

《资政新篇》是贯彻下去了，看着一座座矿山沸腾，一根根烟囱竖了起来，洪仁玕自然很是欣慰，可土改却成了洪仁玕与杨沪生最大的矛盾。

洪仁玕相信这些“上访”来的贫农，与杨沪生是肯定脱不了关系的。自己上个月跑到南京，告诉杨沪生地主到南昌参议会那边上访去了，杨沪生当面虽然答应以债卷代替现金，用来收购地主土地，可他骨子里肯定对自己的威胁极为不满。你看看，这不是？刚刚按下了地主上访，这下泥腿子又开始威胁参议员们了！杨沪生是存心想看看自己这参议会是如何平息贫农闹事的！

“争取吧，看看那些议员是否肯让步……”洪仁玕说完苦笑着转身走出房间，匆匆下去召集他那些议员们再次开紧急会议了。

洪仁玕离开房间，屋里只剩下史秉誉与容闳俩人。整个大会堂都被贫民包围了。为了威胁参议员，贫民包围着大会堂，让这里只许进，不许出。连史秉誉和容闳也给困在了里面。

那些贫民蛮横不讲道理，反正他们除了一条性命，别的也没什么可以失去的，无理取闹起来，又不能动用武力驱逐——如果贫民真的动手打人，或者放火烧大会堂，史秉誉还可以给他们扣上一顶暴徒的帽子，用军队驱逐，甚至抓人。可人家就聚集在一起喊口号，大多数时候连口号都懒得喊，只是用静默给你压力，这样你又如何给他们扣上暴徒的大帽子？——史秉誉和容闳只能看着外面干瞪眼。

更让史秉誉和容闳担忧的是，负责警卫工作的部队，他们是跟这些贫民穿一条裤子的，你让警卫部队朝贫民开枪？结果很有可能是这些军人将枪口对准你！

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完全是因为史秉誉政治工作实在“太出色”。

杨沪生、史秉誉拉起来的这支军队，除了刚开始时候“骗来的”太平军，后来收编的太平军，就是投降过来的湘淮军，这些人数虽多，却不是主要，军队兵员主要是军队走到哪里，在哪里征召农民。

不管是农民，还是太平军或者是湘淮军，恋乡情，重乡谊，聚乡友，还乡里是他们共同拥有的，他们信奉的是忠义，因为乡情，才吸引乡人加入军队，并且凝聚军心，让部队有战斗力。

可世间事既然有好的一方面，那么必然也就有不好的一面。最简单的，农民不愿意离开本乡本土。“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农民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将田地分给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家产，他们自然会爆发所有力量，在杨沪生、史秉誉带领下，与清军或者外国入侵者作战，可是如果没有外来威胁，对农民而言，还是守在田头哄孩子来的安稳些。

不是被逼无奈，农民是决不肯离开家乡，到外面抛头颅洒热血去的，而杨沪生、史秉誉却需要推翻满清政权，要是没一支可以纵横天下、四海为家的军队，又如何何以埋葬满清王朝？

想要让农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跟着杨沪生、史秉誉东征西讨，那就要让战士懂得自己是为什么作战，要懂得为什么作战，先要诉苦，诉旧社会之苦，诉旧军队之苦。

大家都是贫苦农民，问问他们就知道以前地租是多少。农村中，对半开的地主算是开明的了，大多地主都是四六开，地主收六成，农民只能留四成；有的地方达到三七开，收益三成归农民，还有七成归地主。这么重的地租，穷人想要发财是根本不用指望的，而地主呢？不用种田他们就能过上好日子，说他们是寄生虫，一点都不过分。

算完地租，再让战士们看看驻地周围村落，地主有多少，贫农有多少。很明显，地主只是极少数，大多数都是贫农。大家都是生而平等的人，为什么有的人一出身就能过上好日子，有的人拼死拼活一辈子，到最后反而还欠下一屁股债？地主不过一个，贫农倒有九个，联合起来，九个还打不过一个？

浙江地主是要剥削人的，福建地主也是要剥削人的，到了江西、湖南，这些地方地主同样要剥削人……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满清政权不倒，人吃人得制度就不可能消除。而解放军呢？就是要消灭地主剥削制度，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

如此诉苦，农民们很快就从敬畏地主转变成痛恨地主，又从痛恨地主转变成痛恨满清王朝，何况不用启发，战士也明白民族压迫，打清军打英法联军，那是用不着担心部队没有战斗力的。

整军的好处是部队从一个战区转到另外一个战区机动作战，部队的逃亡情况少了许多，同时作战积极性也比其他任何一支军队要高，从指挥员到基层战士，大家也很乐意学习战争艺术，可“坏处”就是干部战士对地主深恶痛绝。

为了团结大多数，让革命成本降低到最小，在基本立足后，政府对土地采取和平赎买，如赎买金钱不够，对没有赎买的田地采用二五减租（每亩地收租最高不得高过两成五），非必要，一般不再简单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些政策自然让地主与新起义的一些湘淮军高级将领安心不少（左宗棠虽然出身破落地主，他家里还是有一亩三分地的，如果强制没收，左宗棠肯定发火），但解放军将士却转不过弯子，认为政府在这方面是向土豪劣绅低头，将他们的血汗轻易付之东流。

现在这些贫农以“合法”手段，要求参议会满足贫农需求，这些将士明着自然是不会说什么的，暗地里天晓得他们是如何兴高采烈！

将士跟贫农是一家的，而不是跟参议员们是一家。

史秉誉和容闳都明白这一点，他们自然希望参议会能做出妥协，将这个丢脸的事件近早结束。不然南昌要是变成“难昌”，这就是他们的罪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