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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保卫战发生后,哈市市民协助守军赶筑巷战工事,捐助军用物资。苏炳文在海满宣布抗日,札赉诺尔矿工立即自动捐献工资,以助军饷;满洲里召开市民大会,附近各县和各蒙旗代表在海拉东北义勇军兴起之时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最高时(一九三二年夏)达三十万人上下,乃一经敌人进攻,便节节溃败。到一九三三年初,义勇军主要部分基本上都被敌军消灭,残灭部分如李春润、邓铁梅、苗可秀等到三四年七月以后,也完全被消灭。
日寇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对于东北武装抗日力量,除了使用武力之外,还没有施行那些以后用来对付东北抗日联军的保甲连坐、经济封锁、“三光”政策等残酷手段,而且当时在东北各战场活动的敌军也只有多门第二师团、坂本第六师团、西义一第八师团、广濑第十师团、松木第十四师团以及铁道守备队等,经常参加作战的兵力不过三万人;日寇所利用的伪军也不足三万人;
敌我兵力相比,固然装备训练我不如敌,而我在数量上则超过敌人两倍以上,主客形势和地理条件又都对我有利。乃仅历时年余,三十万人的武装力量竟全部失败。
其主要原因约不外下列三点:首先,东北义勇军是以旧军队为基础所组成的自发武装抗日力量,领导各部义勇军的都是一些旧军官,他们虽然在东北人民抗日浪潮的促使之下,为形势所迫,起而抗战,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数是落后的,他们对于抗日救国并没有信心。他们虽然一面抗战,但是一面仍然希望保存实力,静候国联制裁日寇。
马占山通电曾说:“明知势孤力薄,难支大厦”;苏炳文通电也说:“倘再坚持,势将同归于颈。这些话都表明他们的抗日思想是动摇的。各部之间,彼此观望,互不支援,也都是由于“徒损实力,无济于事”的保存实力的想法在作祟。他们的思想既然没有武装起来,他们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有政治灵魂,从而他们一遇到困难挫折,自然就不能坚持下去,甚至有人变节投降,作了汉jiān。
义勇军的将领们因为在政治上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们在军事上也是非常保守的。他们在当时环境之下,仍然墨守成规,袭用正规军的阵地战的战略战术,不知采取游击战争。因此,他们作战时,一经敌军迂回抄袭,顿即陷于包围,全线溃败。江桥战役和海满抗战的失败,即其显例。至于收编的胡匪,则在对敌作战时往往一仍其剽掠的惯技,更无战略战术之可言了。
其次,脱离群众也是东北义勇军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它是以旧军队为基础和大量收编胡匪所组成的,虽然也有不少农民和各东北义勇军各部往往滥发空白委任状,滥收胡匪;有的委任贪官污吏,纵使搜刮人民,借机发财;还有部分军队纪律很坏,尤为东北人民所不满。旧奉军原来的纪律本已不够好,时有扰民情况,但是多少还能保持旧军队的纪律;至于收编的胡匪,更是纪律荡然了。例如李海青部进入大赉县城时,将商店抢光,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把农民的马匹全部牵走,见着行人就强换鞋帽,拿不走的东西丢弃满街,甚至还有强拉青年妇女成婚之事。后援会委任的义勇军司令武中原不去东北抗日,竟在北平前门外旅馆大卖委任状敛财。甚至还有义勇军到北平后,竟有在北新桥、东城一带进行抢劫的。因此,许多地方的群众,往往一听到义勇军要来,便坚壁清野,逃避一空。象这样严重脱离群众、危害群众利益的队伍,怎么能不失败呢?
最后,各部义勇军互相之间,不能团结一致,合力御侮,甚至互相掣肘,摩擦冲突,也是它的一个致命的失败因素。江桥之战,盯李、冯各部按兵不动;及至盯李、冯在哈尔滨和敌伪发生战斗,马也坐视不救。最后到苏炳文抗日的时候,已成了孤军奋斗的局面了。而吉林的义勇军刘万奎部在撤退途中竟把李杜的旅长马宪章击毙,王德林和自己的副司令孔宪荣不和,唐聚五和东边的将领闹意见,到北平后还公开地互相攻讦。辽南、辽西各部亦有自相火并、大鱼吃小鱼的互相残杀行动。
除了上述原因外,gmd政府不抵抗政策也是失败的主要因素。当时gmd政府如能出兵东北,坚决抗战,这三十万抗日部队一定能起很好的配合作用,其结果当不至如此。
轰轰烈烈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虽然很快地失败了,但是,那是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故事,这一次,李卫东来了,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他要想尽办法,保留这支抗战力量,他要叫这些部队,成为淘佐罗领导的新编独立第一旅,一样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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