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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鼎说,今天这个会议是讨论性的,对一些问题咱们也不做定论。我只是想和大家通报通报情况,通过学习来一次交流和共勉。
王国鼎点上一根烟接着说,这些天我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商品价格中存在的“剪刀差”和“双轨制”问题。
1979年之前,物价由政府“一价定终身”,价格只是个核算符号,不反映供求关系和产品价值,大到家电小到油盐,都需凭票购买。
无视价值规律的直接后果是价格体系扭曲,进而造成世界少有的全行业亏损。
王国鼎说,我举个例子,1975年,农民想戴只成本价仅10元的上海手表,需要卖掉1300斤稻谷,表是120元一只,而一斤稻谷才8分多钱。据测算,当年全国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25%—30%,而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15%—30%,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极大。
同是工业品,价格低的太低,高的太高。如煤炭、化工、冶金等工业原料和矿产品长期亏损,全靠财政补贴维持生产,而纺织、医药等轻工行业则是暴利,但由于原料、燃料供应跟不上,经常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而一些基础设施、土地等,理论上干脆不被承认是商品。
王国鼎说,根据这样的现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价格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对象。
第一步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
国家先后提高粮食、油料、棉花等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提高猪牛肉、鲜蛋、蔬菜8类副产品的销售价,提高焦炭、钢材等原材料价格,提高铁路货运和水路客运价格,等等。同时,小心翼翼地分3批放开小商品价格和3类农副产品价格,将机械新产品的试销价定价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或企业,等等。
不论是调还是放,结果绝大多数是涨价,放的时候尤其如此。老百姓总结出一个公式:价格改革=涨价。每次涨价,总会引发一轮或大或小的抢购,1984年一盒火柴提价1分钱就引发过全国骚动,但都没有1988年来得猛烈而浩大。
对于严重变形的价格体系来说,仅凭有限的调整显然无法根治顽疾。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确定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势在必行。
由市场定价,意味着要放开价格,但怎么放是个大问题。这是第二步,即调放结合,以放为主。
1985年,粮食、棉花、油料等少数品种外的绝大多数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放开了,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放开了,价格一直偏低的工业品生产资料怎么办?提价少了不能解决问题,提价多了又会影响工业生产和市场稳定。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不久,国务院曾发文,允许工业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当时,全国经济整体发热,再加上传统的物资分配体制中属于“黑户”的乡镇企业已遍布江粤浙等地,工业原料供不应求,提价20%依然很抢手,被倒卖几次后,实际成交价往往翻倍,甚至更多。国务院研究认为,与其被中间商牟利,不如让生产企业直接卖高价。
王国鼎说,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内部消息。双轨制起初是为解决原油产量长期不高问题的。1981年,国务院批准石油工业部包干生产1亿吨,定额之外的原油既可出口,也可按国际价在国内销售。计划内原油每吨售价100元,计划外的能翻好几倍,其中大庆油田超产原油每吨644元,其他油田每吨532元。高价油和平价油的价差收入,用作“勘探开发基金”扩大地盘。
1985年1月,国务院发文,取消了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部分最多只能加价20%的限制。这意味着,“双轨制”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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