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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三十章
这一年,地球颇不宁静,搅得人心神不安。
这一年,一个流行词是“疲软”。才获得正名的私人企业,不少又重新戴上了“红帽子”,企业家叫它“安全帽”。多年之后,想改回来又产生了产权争议。没人再囤积货物,仓库里滞销产品堆积如山。法院执行债务案件,多只能拿到一些货,企业的银行帐户,一般都是空空荡荡。
肉类滞销,报纸上说,中国人膳食中动物蛋白太少,要多补充。
还是在报纸上,一个词频繁出现――“三角债”,企业之间相互欠债,如同一群人手臂错杂地掐着别人的脖子,自己的脖子也被掐着,大家都喘不过气来。全国企业相互拖欠3000多亿。
那时,农民工还叫“盲流”,他们在城市里到处窜,寻找机会,记者们也这样写。但上海政法委负责遣送一个姓柴的副秘书长不高兴,他对记者们说:“你们下笔客气些。这是中国农民用双脚丈量中国大地的不平等。”
这一年夏天,江淮洪水滔天。沿江大城市都是积水,电视上领导都成了消防队长,嗓子早喊哑了。
理论家们眼睛看着东欧,想着脚下的土地,他们认为最大的风险是“和平演变”。
这一年,苏联散伙了,加盟共和国都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成了没有一寸土地的总统。年底,这个联邦变成邦联,出现了个叫独联体的国家组织。老布什与萨达姆打起来;南斯拉夫陷于内战。
防患于未然,理论家开始在国内寻找靶子。影射性的文学批评大行其道。王蒙和刘心武的作品都被挂了号。矛盾的是,他们的争议作品一概被作家协会评奖。
而最让理论家们觉得当头挨上一棒的是:青年报的主编肖达接连发表文章,批评“新的思想僵滞”,鼓励大家“振奋精神,敢于冒风险,敢冒天下先!”。
“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调节背后一定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肖达给理论家们的嘴巴贴上了封条,“如果我们还在为姓资或者姓社问题争论不休,只会坐失良机,原地踏步。”
理论家们,几大媒体轮番上阵,对肖达进行攻击。
也有意识形态高层,轻车简出,寻根问底,看肖达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一查,不得了。原来,肖达的背后是二号首长,而二号首长的背后……
改革的钥匙早就插入了锁孔,就等这一个人来转动了……
而苏联的解体,海湾战争,都在赵政策的预料之中,并且早就向二号首长汇报过自己的想法。有了准备,中国在其中自然是获得了先机。
这是一个时代真正的浪潮,改革的浪潮。
从京城回来后,就连省委书记欧阳民也一改以前的谨慎作风,经常在会议上说:“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该破产的还是让他们破产嘛。市场决定一切,我们南湖省要坚持走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做改革的先锋。”
这也难怪,二号首长与欧阳民和赵政策的谈话中,透露了太多的信息。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改革,再改革!
大方向正确了,欧阳民自然没有了顾忌。不过,欧阳民也心有余悸,要不是这次有赵政策陪同自己前往京城见二号首长,等待自己的只怕只有批评与处分,哪里会得到这些极其重要的信息!
欧阳民也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自己的墨守成规已经被领导所不能容忍了。这个时代,需要的不再是不作为的官员干部,而是改革的先锋。
果然,一号首长巡视深圳,途径广州,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改革的重要讲话,呼吁经济改革。所行之处,官员干部们头上的符没有了,全都跃跃欲试想当改革的孙悟空。
《深圳特区报》上一号首长的话语更重:“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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