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九章 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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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九章十字路口

东方闻再次赶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两人稍做准备，乘车去了总参谋部。虽然按照新的编制体系，裴承毅去了物理实验中心后，所有工作向军情局负责，而袁晨皓则向国防部负责，但是按照项铤辉的要求，参加重要高层会议的将领先去总参谋部报道，再一同前往元首府。看似平常的安排，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即便是再不懂政治的军人都看了出来，项铤辉通过此举表达了军队的态度，即不管谁出任总参谋长，军队都是铁打大一块。

事实果真如此吗？

前往总参谋部的路上，裴承毅与袁晨皓没有谈军队内部的事情，而是重点讨论了下一个热点地区，也就是中东地区的局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被称为“世界的火药桶”，算上2017年的伊朗战争，在短短70多年内，该地区连续爆发了三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总计7场战争，以及大大小小无数次武装冲突。若论战争频率，中东地区无疑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地区。直到伊朗战争结束，该地区才稍微平静了一点。原因无二，之前该地区的所有战争都与石油有关，当石油不再是头号战略资源的时候，该地区的局势自然缓和了许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色列能够与阿拉伯国家和解，特别是允许巴勒斯坦建国，就是因为中东不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要地。

因石油而兴起，又因石油而衰落，恐怕是中东地区最真实的写照。

更重要的是现实是，随着大萧条结束，受中美冷战的格局逐渐形成，欧洲与俄罗斯不甘心成为二流国家，伊朗、以色列、埃及等地区性强国与地区性大国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等因素影响，中东地区再次成为了战略热点地区。其中最“热”的无非就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宿怨。

单纯的讲，以色列与伊朗没有矛盾。

从历史上看，犹太人与波斯人也没有血海深仇。

可以说，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就是谁来控制中东地区的矛盾。

20年前，美国悍然出兵攻打伊朗的时候，正是共和国与俄罗斯的鼎力支持，伊朗才没有成为第二个伊拉克，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艰苦抗战后，最终赶做了侵略者，并且成为中东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国。

只是，现在的伊朗已经不是20年前的伊朗，现在的共和国也不是20年前的共和国。

事实上，伊朗战争期间，积极支持伊朗的不是共和国，而是俄罗斯。当时共和国刚刚经历了东海战争，军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赵润东正在大搞军事改革，并且借军事改革与彭茂邦争夺军权，所以不管是赵润东、还是彭茂邦，都不太关注中东局势。在俄罗斯明确表态会支持伊朗之后，共和国自然乐得做好人，除了提供武器装备等必要的军事援助之外，并没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

共和国的这一态度对伊朗战争之后的中东局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伊朗当局从来没有否认共和国提供的帮助，但是很多伊朗人，包括部分伊朗政治家与军人始终认为，如果共和国能够更加积极一些，比如像当初帮助巴基斯坦那样，在战争期间为伊朗提供更多的援助，伊朗战争就不会持续好几年，伊朗的损失就要小得多，美国付出的代价也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伊朗战争的最终结果不是美国从伊朗撤军，而是伊朗成为中东霸主。

这种想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伊朗在外交政策上更加倾向于与俄罗斯结盟。

别的不说，伊朗战争结束后，伊朗当局除了按照在战争期间与共和国达成的协议、将部分油田的开采权转让给共和国的石油企业之外，并没给予共和国石油企业更多的优惠，甚至在战后提高了油田的国有化率，并且通过退出欧佩克，与俄罗斯、委内瑞拉、利比亚与叙利亚组建“石油天然气输出国集团”的方式，与欧佩克争夺能源定价权，最终导致两大能源集团对立的局面。

毫无疑问，这是共和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事实上，欧佩克的主导者为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集团），而新成立的能源集团的主导者为俄罗斯。因为欧佩克主要输出石油，而能源集团主要输出天然气，所以两大集团等于主宰了国际化石能源市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体系中没有共和国的席位，也就是说，共和国没有发言权，没有定价权。在此之前，共和国一方面加快可控聚变核电站的开发力度，另外一方面通过“国家间议价”的方式获取能源的定价权，并且借助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取得了一些成就。随着能源集团成立，共和国的所有成就都付之东流。虽然能源集团的最大推手是俄罗斯，但是伊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看，要知道，在能源集团首先控制的天然气出口定价权中，伊朗是世界上第二大天然气出口国，而且也是共和国的第二大天然气提供国。

可以说，能源集团对共和国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际组织。

因为主要的能源定价权掌握在其他国家的手中，所以共和国不得不横下一条心，把所有赌注都押在了新能源上，也就是后来的可控聚变核电站。受此影响，从2019年开始，共和国每年投入新能源开发、以及与新能源推广普及相关的基础建设的费用以万亿计算。如果不是别无他途，可控聚变核电站也不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正式投入使用，更不可能使共和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绝对的领先优势。

除了技术，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共和国的基本战略。

在此之前，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同盟倾向非常明显。虽然两国领导人心里都有数，两个相邻的、都有野心的大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盟友，加上两国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任何程度的合作都是暂时的利益合作，而不是长远的军事政治同盟，但是在半岛战争之前，也就是共和国不得不正面美国的挑战之前，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更像是准军事同盟，即在利益攸关的国际问题上，两国的态度与策略基本一致。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让美国在21世纪首次尝到败绩的伊朗战争。

在此之后，共和国与俄罗斯不但没有同盟的可能性，没成为敌人就是万幸的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席卷全球的大萧条，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顾不暇，也让刚刚点燃野心的俄罗斯老实了下来，恐怕在伊朗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就会利用俄罗斯牵制共和国，甚至先让共和国与俄罗斯干上一架。

从某种意义上讲，共和国不顾大萧条的影响，集中力量扫荡周边地区，就有警告俄罗斯的作用。特别是三场规模宏大的地区战争，共和国先风卷残云般的扫荡朝鲜半岛，再摧枯拉朽般的干掉日本，最后泰山压顶般的打垮印度，对俄罗斯都有很大的震慑作用。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总统在伦敦峰会上做出让步，签署了《伦敦条约》，与共和国在前面三场地区战争中的表现，特别是对付日本与印度核力量时的表现有很大的关系。没人否认俄罗斯的核大国地位，可是更加没人否认，随着共和国的国家战略防御系统日渐成熟，俄罗斯的核武器迟早会成为摆设，甚至会惹来杀身之祸。事实上，当时共和国已经与美国达成了默契，如果俄罗斯不肯在全面销毁核武器的谈判中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除了考虑各种制裁手段之外，两个超级大国很有可能联手推翻俄罗斯政权。

由此可见，伊朗战争之后，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更多的是竞争与对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