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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元年朝堂的朝臣们展开了一场礼部的大变革,礼科给事中张九功上言请厘正祀典,不当祀祭者应罢之。下礼部议,尚书周洪谟等议说:释迦、文殊、上清、太上老君不宜修建斋醮,遣官祭告。古礼幽荧祭星,今北极紫徽大帝,像之为人,称之日帝,不合于典。至于风云雷雨,本合祀于南效,复隆秋报,今徇道家言,又有雷声化天尊之祀,实为不敬。岁以正月十五日为真君张道陵生辰,遣官祭告不合于制。大、小青龙神,祷雨无应,不足祀之。梓潼帝君,昔传神姓张,名亚子,蜀人,仁晋战没,人为立祠。唐、宋屡封至英显王,元加号为帝君,景泰中因京师旧庙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神庙食于蜀,宜也,与文昌六星无涉,其祠在天下学校者当毁。永乐中,以道士周思得传王灵官法有验,乃建天将庙祀灵官,谓宋徽宗时有西蜀萨坚授法于林灵素者,其师也,因于庙立祖师殿。宣德中,改大德观,封灵官曰崇恩真君,祖师曰隆恩真君。成化初,改显灵宫,岁易袍服,其费不赀。当革灵济宫祀。金阙、玉阙上帝,盖五代时徐温子知證,知谔也。神世系事积非甚异,其攒号亦当革。
说穿了就是要废掉成化年宪宗大搞特搞的佛道庞大开支,对于刚刚即位之初的朱佑樘来说,颇有精图治之志。恢复遵祖制开大、小经筵,一日两朝。
在内官的整顿上,太监覃昌传旨戒谕在京诸司说:“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段遵守祖宗成宪,不得互相嘱托,损公利己。如内外官敢有写帖子嘱托者,内官送交东厂,外官送交锦衣卫处置,期若容隐不奏,事发后处以重罪。”
就是说不得宦官跟朝臣拉关系,相互托请结党营私。过后左都御史马文升上言时政: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砺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孝宗诏下所司议行,厘正祀典。
这个上疏刚上,就有承宣布政使司左参议袁洁复上关于“平安伯”怀柔以安四裔,通商道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自大明朝起,西北边关从无余粮,每年朝廷为其供给,卫所兵响粮食所费银何其千万两,自成化先皇设立平安镇起,短短几年平安伯就其让整个榆林道不缺粮,到目前还能往外省运粮,反孵朝廷,就凭这样的政绩足能恢复其封爵。
自大明以来朝廷封出去的爵位随便收回唯平安伯一人耳。损害朝廷威严,故而平安伯久不履职的起因。意思是说朝廷反反复复,把封荫当儿戏,对待能吏大臣如此,怎么整顿朝堂上下。显然这是章子俊托请袁洁的套路,正好借着朝廷整顿的机会给捅了上去。
就此在弘治元年(4)四月十二日朝会上,关于章子俊的去留问题展开了对奏,说是奏对,其实就是处理章子俊“犯令”一事。
目前朝中最不爽的就数吏部尚书王恕,好心推荐章子俊出任南京户部尚书,人家还不鸟,害的在朝臣面前抬不起头来。
话说王纶是内府十二监四司八局中典玺局局丞,供事东宫,故称其为‘东宫局丞”、“东宫内侍”。按明朝惯例,太子继位后,东宫内侍自然递转入司礼监掌机务。
钱溥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因曾在内书堂教书而与王纶有师生之谊。明朝的翰林院,实际上是内阁的下属机关,内阁成员也多由翰林院出身。故新进士一人翰林,人们就以“储相”视之。钱溥此时已是侍读学士,从五品,只要有人从中斡旋,超擢詹事府少詹事人阁并非难事。
在此之前,天顺元年,吕原曾以翰林院侍讲、岳正更以翰林院修撰人阁办事。此念一起,钱溥便遗人往宫中向王纶打探消息。王纶也正想加强自己的势力,于是亲赴钱宅,商议英宗后事。此事看来很是平常,但在当时却属内外官结党,罪在不赦。偏偏钱溥与大学士陈文比邻而居,二人素来交厚,如钱溥请陈文-起共商大计,或许结局大不-样。但钱溥计不及此,或者心有顾忌,想背着陈文,但行踪却为陈文所窥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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