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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渊方殁,新皇登基未久的这一年,任何跟陇西李氏亲族走近的行为都需要勇气和充分的理由来支撑。
薛收当年随军南下长安,不用说了,那会随军晋人多数都和秦王有着交谊,李世民的家底也是那时打下来的。
薛收叔侄不但是晋人,而且还是秦王一党,当时李建成势大,他们在朝中受到的排挤就不用说了。
义宁二年,恭帝杨侑禅位于李渊,当时李世民在外领兵,薛收觉着李渊太急了些,于是上书言事,私下里也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顿时被太子一党抓住了把柄。
薛收入狱,薛元敬侥幸脱身,奔走为叔父脱罪,经过房玄龄求到公主门下,对于李秀宁来说,实是小事一桩,对薛收而言,却是救命之恩。
那会太子,秦王兄弟两个争斗日趋激烈,关进长安牢狱的人非常多,在牢中死上几个太正常了,薛收被吓的不轻,再不敢于长安胡言乱语,也正是这件事,促成了他们叔侄离开长安去军前效力。
于是他们叔侄在蒲坂被俘,又进了晋阳大牢待了些日子,骨气还是有一些的,那么多贵族都降了,他们叔侄却坚持了许久见获救无望,这才改换了门庭。
如今李渊败亡,薛收觉着不能忘了当日之恩,于是嘱咐堂兄和侄儿到长安拜见一下公主,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忙的地方。
当然了,薛氏子弟也不是纯粹的书呆子,他们是晓得一些消息的……再加上只是拜望一下,又非党附于人,应该没有大碍。
薛德音叔侄拜会了公主之后,没几日张公瑾却是得了好处,薛德音得了公主传书,让张公瑾去梁州总管李武府上拜见,能不能留在人家身边,那就看他自己的本事了。
这就是荐举制度下的政治生态,只要有得力之人推荐,那你就不缺机会。
对于张公瑾而言算得上是意外之喜,毕竟吏部迟迟没有回音,也不晓得哪里出了问题,这边则是梁州总管即将走马上任,需要寻些幕僚带去任上。
张公瑾自入仕以来几乎都在地方上打滚,对这个过程太熟悉了,像梁州总管李武这种情形,幕僚变实职也许只是转眼间的事情。
张公瑾无根无基,瞄准的是总管府的内职,比如说长史,司马,各曹参军等,还有随身书记,文录之类的职位他也能成,只是怕人家信不过他。
至于前朝公主的恩惠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麻烦,张公瑾自认官微职小,那些大事还寻不到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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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瑾很快便见到了此间主人,但李总管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边还跟着一个长大汉子,和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冯立,字世立,曾任伪唐东宫翊卫,一身的军旅气息,满嘴地道的关西腔,言谈举止却颇为谨慎内敛。
这样的人张公瑾见过很多,出身世族,以家世及军功起家,如今看上去……应该是落魄了,初一见面,他自然不晓得这人是伪唐余孽,曾经的太子近人。
至于旁边那个长的唇红齿白,浑身都好像带着些灵气的少年,都不用说什么,闻闻味道张公瑾就知道这人出身不简单,是前程不可限量的那种人。
李武稍一引见,便让几人坐下说话,公主行事还是那么周到,冯立和张公瑾两人来之前,他们的经历以及性情为人便都以书信的方式来到李武这里。
张公瑾没什么,河南降人,现在大唐治下这种人非常的多,毕竟李密,王世充等相继败亡之后,河南人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关西地界,不值得稀奇。
而且张公瑾的资历让李武很满意,这人在地方上任职多年,治政经验丰富,尤其是还到晋阳“深造”过,就更让人放心了一些。
可冯立就不太好说,以前是太子李建成一党,还是很忠心那种,当夜潼关一场大乱,李建成身死,冯立得知消息后率人围剿了河南降军,并当场手刃了秦琼秦叔宝。
如果不是大军环伺,被亲卫们围的严严实实,韦挺恐怕也悬了,因为冯立还率人冲击了韦挺所部,想要杀了这个叛主之贼。
要知道当时韦挺是东宫左卫率,领东宫亲卫,若非被他支开,当夜冯立等人又怎会离开李建成的身边?
所以一场变乱下来,冯立身披数创,是被人拿下的,之所以未被斩杀,还是因为当时李建成亲近之人颇多,众目睽睽不好下手,王珪等人也不愿节外生枝的缘故。
侥幸活了下来,太子李建成已死,冯立也老实了,回京之后经大赦释还家中,之后无人再敢用他。
被公主荐来李武府上,见了面谈及旧事,冯立并无避讳,他是这么说的,“吾侍奉太子数载,恩遇甚厚,生时我当尽力辅佐,死后我便要为其报仇,此人臣之本分,不需有所顾忌。
今侥幸未死……家中亦有妻儿老小牵系于身,不敢轻言生死矣,惭愧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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