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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杏林宴上,进士们陆续入内。
座次早已定下,礼部的官员在那里宣读姓名。
让进士们惊诧的是,先入座的竟是明法科进士,制科两人,常科四人,分一等二等,一等坐于前排,二等在后,不分左右尊卑,分占鳌头。
进士们当即就骚动了一下,竟不是明经进士,这意味着什么?是说明经进士不再如以前那般金贵了吗?那之前说的恭维话岂不有点多余?
前隋开科,为表明尊崇儒术之意,明经,秀才,进士三科考卷相类,被许为含金量最足,其中尤以秀才科所考最为艰深,所以出身前隋秀才科的人物,就相当于当时的状元之才。
当然了,由于前隋取士并没能坚持下去,开科的时间表也很随意,所以也就没有形成惯性以及固有的模式和印象。
只是通晓经义还是为读书人所推崇,对孔孟之道的记忆和理解越深,越是有才学德行的象征,这种思维可谓是深入人心。
这里面的人自然指的是读书人,后来延伸出来的什么半本论语治天下之类的言论,只是这种思维的延伸,偏狭而又狂妄,是士大夫阶层进入到僵化,傲慢,不思进取,甚至是腐化阶段的产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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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汉尊崇儒术开始,至今已有数百年,虽然割据战乱的时间多了一些,可读书之人,不论贵贱,还是继承了前汉儒家为尊的思想。
前隋开皇年间,文皇帝杨坚的诸般举措针对的其实是那些鲜卑贵族群体,往大了说是在推动民族融合,消除割据日久所产生的隔阂,没有比文明认同更好的办法了。
而往小了说,则是巩固前隋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是非常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已经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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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放在后来,这小小的变动可能就会引发一场天大的风波,别说读书人不会答应,即便是朝堂上的那些文臣们也会群起反对。
矛头是指向君王还是“奸臣”,那就看当时的政治环境了,不把“国贼”打趴下几个,读书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掀起党争也在所不惜。
但话说回来了,如今的情况显然和后来不同,大唐头一次开科取士,加上前隋的那几次,也是屈指可数。
朝廷此次不以明经为尊,让进士们有些惊讶,却没有那么多的抵触情绪,因为他们大多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就算明白,他们也不如后来的读书人那么顽固,没有那么条条框框约束他们,从贵族到百姓,风气开明,愿意接受新鲜事物,除非触及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不然刚刚经历战乱的人们是不会自寻烦恼的。
维护儒家正统?算了吧,难道明法科进士就没读过圣贤文章?
所以说这只是朝廷对科举的调整改动,根本算不上什么创新鼎革之举。
进士们稍有骚动,互相瞅瞅就都又平静了下来,除了美滋滋入座的几位明法科进士之外,其余的人都暗自责怪朝廷之前不曾明言,不然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参考明经科。
接下来念到的竟是明算科进士,大家面面相觑,有那幸灾乐祸的嘴角已经勾了起来,这就有意思了,难道明经科的那几位要敬陪末座不成?
眼瞅着兄长已然入座,并高居上首的李义琰苦了一张脸,明经二等,之前有多自豪,此时就有多尴尬。
好在他不认识什么人,像其他几位考上明经科的,此时脑袋都快点到了胸口,估计是考上之后没少出去会友,得了不少称赞,吹了不少牛皮,这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若是有个地缝,他们早钻进去了,太过丢脸,没法见人啊。
朝廷做的确实有点不地道,可谁让这是大唐的第一次科考呢,有不少都是临时的决定,下次许就不会出现这种好像故意给人难堪的情况了。
也就是李义琰不善辞赋,不然的话回去一定会作上一首,以记今日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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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在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毕竟明经进士确实有其优势,文章做的好,官场之上这个是极大的优点,文书往来乃重中之重,而且他们在读书人中间很有号召力。
即便有皇帝授意,朝廷故意想要拉低一下明经科进士的地位,也要有个限度,明算科之后,便是明经科进士入座。
李义琰稍稍松了口气,跟在前面几人身后入内,前两天他们兄弟两个到礼部学习了一下礼仪,倒也不虞出丑。
接下来是明字科,这几位就有点心塞,还是大科之末,没有把明经的那几位给比下去,心里不太好受。
杂科的进士落在后排,他们人数最多,却没什么好抱怨的。
和那些大科比起来,他们属于“专业人士”,天文地理,农业工商,所以说天下百业,只要你想加进去,便都属杂科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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