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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东厂的设立,可以说是明朝最具特色,也最具实用价值的一个创新。
为了防止锦衣卫受到朝臣的拉拢腐化,明成祖建立东厂,东厂的监察对象则是除了百官还有锦衣卫。
但东厂没有执法权,所以,行动时往往要锦衣卫配合,因此世人一直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统称为“厂卫”。
可以说,厂卫的存在是对于官员集团的压制,他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震摄了官员集团,保证了百姓的利益,毫不夸大的说,厂卫实际是国之柱石,民之依靠之一!
一个王朝的存续在于,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明朝民间很富,多少西方传教士记录都能证明,但是为什么民富却变成了明朝财政破产,民富却成了国穷,这就是政治基础出了问题。
政治最重要的在于权力的平衡,同时也要有监督反馈机制的到位,这两点是科学管理的基本要素。
而崇祯时期却在这两点上全面失衡,大臣可以擅杀节将,皇帝得不到实情,皇帝的命令也往往没人执行,具体事实可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崇祯与某首辅谈到:“我想做的你们不愿意做,你们想做的我认为不合适。”
包括遗诏中的:“百官误朕。”
这都明显的说明了崇祯朝的管理的两大要素,平衡与监督全面崩溃,李自成入京之后,崇祯朝官员的贡献就可出,这些官员贪污累积了大量钱财!这些财富是他们在完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大肆累积的,是在牺牲中央政府、逼反百姓的前提下贪婪堆积的!
崇祯很节俭,可是为什么官员会如此大量贪污呢?原因很简单——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
天下是崇祯的,崇祯当然不会贪污自已家的,但是官员就不同了!
他们眼中可没有天子,没有国家,他们眼中只有自己。
如果厂卫的权力还存在,这些官员们敢这样肆无顾忌的贪污吗?
答案,恐怕所有人都明白。
在大明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厂卫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也保证了明朝政府的顺利运行,历任厂公,就是名声极臭的刘谨和魏忠贤都在东厂提督太监任内搞反腐,惩治贪官。
但这一切在崇祯执政之后被打乱了,崇祯搞垮魏忠贤的同时也搞垮了厂卫。
这个后果放在后世,就如同检察院院长和反贪局局长也贪污了,中央在惩办他们的同时,竟然也取消了检察院和反贪局!
魏忠贤死后,在满朝东林党的“倡议歌颂”下,崇祯缩减了厂卫权力和职责,锦衣卫甚至直接退化成了皇帝的保镖,履行了自己最基本的职责——大汉将军,如同摆设一样立在庙堂之上。有时也被派去保护某位出巡(出镇)的文官,如张春出关,便有董开国等锦衣卫随身保护。
东厂更是被文官们压得只剩下一个破败的衙门,番子们甚至连京城也轻易出不得了。
失去厂卫的帮助,崇祯自然控制不了百官,自己的方针实行不下去,对此,他以不断更换首辅的方法试图摆脱困境,但是,立场决定行动,原来听话的官员,一放到内阁首辅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于是崇祯不断更换首辅的行为最后必然是以失败告终。
没有了耳目和手脚的皇权根本无法控制百官,于是百官成了经商集团代言人,最富的人不用交税或缴很少的税,最穷的农民反倒要负担全国的主要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大明的财政很自然的就破产了。
下智治事,上智治人,睿智治法。
厂卫的被削弱,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快了大明灭亡的脚步。这一切,却是谁也不知,施大勇不知道,蒋万里、曹变蛟他们更不知道。
坦白讲,曹变蛟他们对东厂是憎恶的,东厂的垮台是他们喜而乐见的,因此,曹变蛟毫不客气的对待贾洪,只差将对方撵出去。
施大勇却是不知道东厂已经不是当年的东厂,怪就怪身体的主人实在是个屠狗辈,对朝堂发生的事太过愚钝,没有敏锐嗅觉,因此不能给后一个主人提供一些有参考性的意见。
除了疑惑,他还是疑惑,疑惑之下,他迫切想知道贾洪来访的目的,示意邵武安排人上茶后,他很是客气的请贾洪三人上座,赔笑的问道:“不知贾千户有何事找末将?”
打魏公公死后,贾洪还是头一次见到对东厂还这么恭敬的武将,他得出,对方是真的敬重他,一点也不做作,这心里不禁就暖和得多,朝曹变蛟他们了一眼后,轻咳一声,意思是人多,不好说话。
施大勇忙朝部下们挥了挥手,吩咐道:“你们都下去吧。”
曹变蛟嘴快,见施大勇对东厂的破落户还这么客气,有些气不过,嚷道:“将军,吃酒要紧”不待说完,便被蒋万里拉了一下,其余的话只好咽了下去。
蒋万里不像曹变蛟这么鲁莽,虽也不屑东厂,但对方来见将军,想是有要紧的事,还是让将军知道好。朝李大山他们打了个眼色,三拉两拉的便拽着曹变蛟出去。
待人都下去后,贾洪有些尴尬,朝施大勇了一眼,嘴角挤出点笑容,道:“不是咱家要找将军,是我家厂公有事相求将军。”
咱家?
听了这个称呼,施大勇又是一怔:怎么,这贾洪是个公公?
本能的就再次打量起对方来,这一细打量,借着灯光的照射,才发现对方竟然真的没有胡须,确是个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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