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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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正确，加十分。”陈克心里面说道。但是这种轻佻的话是绝对不能直接说出来的。陈克只是很平常的点点头，“我去北京，也是为了发展党员。大家在上海，也是为了发展党员。为下一步的工作做准备。不能我去了北京，上海的工作就放羊了。而且事情随时都在变化，我可不是什么诸葛亮，准备几个锦囊妙计，就一切事情都能解决。在什么时候，大家都要发挥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现在咱们就这么几个人，以后咱们就会有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同志。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去领着做。”

这话的道理没错，彻底理解了陈克的意思之后，紧绷着斗争弦的华雄茂也松弛下来。下一个问题很快就有人提及，“文青这一走，感觉真的跟没有了主心骨一样。”游缑笑道。

“我们是通过党委会来组织工作的，无论我在不在，都必须按照党的组织纪律来做事。党的组织纪律绝对不能失效。党组织才是唯一的主心骨。”陈克回应道。

大家都不再说话，陈克一直强调党的纪律，而且大家这几个月也逐渐接受了组织纪律的存在。但是现有的组织结构随着陈克的北上，突然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才是众人感觉很不适应的地方。而这却是陈克希望众人能够适应的地方。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并不是毛爷爷。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创了党，随着历史的发展，党也在发展。之所以党能够壮大，是因为党拯救中国的核心理念没有任何变化。一代代的执掌者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如果党仅仅成了领导者本人的组织，那就和同盟会这种垃圾黑帮组织没有什么区别了。

也不管同志们能不能完完全全的接受，陈克说道：“我估计会在春节前回来，我回来之后，会向党组织汇报我的工作。作为这次党会的主席，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社会调查的工作安排。”

社会调查就是为了让同志们彻底了解中国的现状，社会的矛盾。其目的主要是能够说明革命的必然性，正当性。虽然陈克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但是对于社会现实的了解深度，远高于这个时代的任何人。

最终大家达成了三个课题：

、小农经济为什么必然会破产。

2、棉花价格提高和洋货入侵的关系。

、现在中国社会结构和组成。

除此之外，陈克要求党组织开始进行对安徽淮河以南地区的调查活动。他直言不讳的告诉大家，必须到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区去发动革命。所谓不平则鸣，没有社会的尖锐矛盾，就没有革命力量的聚集。人民如果衣食无忧，骂骂官府是没问题的，起来造反是想都别想的。对于这点，陈克的感触比谁都深。那些所谓民主运动人士的丑态，要么鼓动人民为他们送死，期冀着踩着人民的血爬上权力的顶峰。要么就抱了外国干爹的大腿，幻想外国“王师”打进来，然后他们靠了卖国飞黄腾达。

陈克经常在的论坛上有一句针对这些人的精妙评价。革命，请“精英”们先去死。

这也不仅仅是嘲讽，当年党就是如此，党员们总是站在第一排，他们的胸膛比群众们距离敌人的枪口更近。现在人民党的党员们，包括陈克自己在内，能不能真的经受这样的考验，陈克自己是下定决心，亲自带着大家试试的。

有了纲领，剩下的就是详细的工作划分。接下来的几天，人民党内部开始划分工作，作为外围组织的黄浦书社也被同样的动员起来。在忙碌的人群里面，并没有出现陈克的身影。如陈克所料，严复把陈克叫走了。

老帅哥严复做事情非常有条理，他把陈克叫去之后，给陈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京师大学堂的副总教习辜鸿铭写来的。大概意思是，过了严复寄来的书，辜鸿铭对这套《中国文化传承与唯物主义的兴起》非常欣赏。希望该书的作者到北京去讲课。

到陈克惊讶的神色，严复简单的解释了一番。陈克的书开始公开销售之后，因为价格便宜，严复买了二十套，给他的朋友们寄去了。大家对此书的评价甚高，辜鸿铭更是邀请作者前往北京。

陈克有些不好意思地询问，京师大学堂是什么学校，这位辜鸿铭到底是何人。好在严复涵养深，不然的话，他可能直接就大笑起来。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9年到92年间所使用的名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京师大学堂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受到举国关注，但由于清廷的**，政府并没有对大学堂给予充分的投入。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

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京师大学堂遭受破坏。902年2月7日，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904年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

陈天华传遍神州的《猛回头》曾经提到京师大学堂：“他且莫讲，京城修一个大学堂，要费三十万银子，政府说费用大了，至今未修。皇太后复修颐和园数千万银子也办出来了。每年办陵差，动辊数百万，亦是有的。独有这三十万，难道说寻不出呢？”

严复知道陈克不是个不懂装懂的人，既然陈克说不知道，他也就给陈克解释了。着陈克恍然大悟的神色，严复说道：“文青，我上次说拜师之事，其实就是针对文青你北上准备的。”

陈克现在也是明白了严复的心思，对于前辈的关爱，陈克也说不出别的。他心一横，说道：“我会去北京，其他事情，但凭严先生吩咐。”

见陈克服了软，严复倒也没有穷追猛打，他说道：“我知道文青肯定有难处，若是别的地方，但凭了文青的才华，就能畅行无阻。但是北京和别处不同。所以我给文青写了几封信，信里面言道，文青乃是我的弟子。文青拿了这几封信，到了北京去拜会几个高官。我还有些亲朋故旧在北京和天津，文青若是有空，也一并去拜见了即可。”

陈克一一应了，又仔细询问了这些人的特点。见陈克也是想做最充分的准备，严复干脆把陈克留下来，详细介绍了他希望陈克去见哪些人。对这些人，严复想提出什么主张。见陈克拿出笔记本，详细记了。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严复还算是颇为满意。

严复特别介绍了辜鸿铭先生，这位北京大学的副教习之所以对陈克的书如此重视，并不是真的要买严复的帐。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紫禁城，不可不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获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这位老先生虽然拥有多个外国学校的博士头衔，但是本人是一位非常重视中国文化传承的人。这点上，他和严复的立场一模一样。严复并没有把所有情况向陈克和盘托出，其实辜鸿铭的信有两封。陈克到的信，是辜鸿铭按照严复的意思写的，其实是让陈克的。还有另外一封是寄给严复的私信。辜鸿铭与严复一样，了陈克的书之后，对于陈克的“中国文化传承”的概念十分喜欢。在信里面，老先生认为陈克国学不精，但是立意极佳。是真正把中国文化引向现代化的真正人才。

而辜鸿铭最喜欢的，则是陈克在书的附录当中写的关于“汉语拼音”的那章。现代的汉语拼音也是很多国学大师们的努力洁净，其合理性自然是远超当年的那些文人能够达到的水平。辜鸿铭精通多国外语，对陈克的拼音十分赞赏。作为一个教育家，辜鸿铭非常能理解汉语拼音对于文化传播的作用。陈克的书里面倒是秉承了他“生产力发展”的概念，文章里面直接了当的说道——中国拥有百里不同音的语言现状，维系中华文明统一的，是统一的文字。但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降低交流成本，统一的标准话是必须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听懂普通话，那么交流成本就会降低到一个空前的程度。

对陈克这种死扣“生产力”发展的态度，辜鸿铭认为陈克是一个人才。能够贯彻自己的理念，而且能用自己的理念合理解释世界的，绝非庸人。辜鸿铭对陈克很有兴趣，而且他也询问了陈克与严复的关系。在辜鸿铭来，陈克的书继承了严复《天演论》的脉络，应该和严复关系深厚。

严复自然不会把这封信给陈克，见陈克已经认同了“师生关系”。严复只是告诉陈克，尽快动身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