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第 3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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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朱三等人的事后,王谨便开始为县试做起了最后的准备。

系统里的数据库里，有旧时间线流传到后世的所有科考题目及程文，这对王谨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真题库。

不过,王谨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贸贸然地去研究那些真题，而是等到跟着齐秀才一点一点的打好基础,并且阅读了许多本朝的程文之后,才开始去关注这个真题库。

毕竟,每朝每代都有不同的社会风气，也都会出现一些主流的思想和学说。直接去研究后世的，尤其是明、清两朝的科考题目,他担心自己会先入为主，陷入误区。

而至于说，靠着这个数据库去作弊…王谨更是想都没想过。

每个人作诗写文章时,都或多或少的会有自己的小习惯。行文风格,惯用的词句，习惯的停顿处,注重逻辑或者是注重词藻,人生阅历,隐藏的情绪等等等等，这些小细节,在那些于笔墨里浸淫了一辈子的文人眼里，那就跟签了名字一样明显。

所以,虽然为了防止作弊,本朝除县试之外的考试都采用了糊名誊录制,跟考生有关系的考官也需要回避，但如果某个考官想要给好友或者上司的子侄放水，那他只需要事前随便翻看几篇那位考生之前写过的文章,到判卷时，十有八/九就能把他的卷子认出来。

虽然不能做得太明显，但把名次往前提个几位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也是齐秀才告诉他们的一些科考之路上的潜规则，只能算是徇私，倒也算不上舞弊。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拿后人的文章来应付科考，或者是做一个“文抄公”，用各种流传千古的诗词给自己堆一个才子的名头出来，那就真的太过小瞧古代文人的眼力了。

王谨从来都不会小看这个时代的人。

北宋时期本就是历史上文气最盛的朝代之一，再加上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北宋时期的文人们那都是既有才名，又会做官，还都有极其鲜明的个性。就像苏轼、欧阳修、范仲淹、晏殊这几位，哪一个不是既能在朝堂上身居高位，又能在文坛各领风骚，并且都各自流传下了不少奇闻逸事。

而到了本朝，太/祖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咱们到底杀不杀士大夫这个问题，但到目前为止，除非是牵扯到谋逆大罪，一般情况下，在本朝做一个文官，生命安全还是非常有保障的。

再加上太/祖在位时改革科举，兴办官学，还提升了官员们的待遇，这也导致本朝的文气比起北宋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各种文人才子层出不穷。

王谨即使是站在后人的肩膀上，也绝对不敢小瞧这个时代土生土长的天才。

北宋兴起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在本朝依旧深入人心，而像山西这样有些“重商轻文”的，只能说绝对是特例。

王谨依稀记得，在晋商迅速崛起的明清两朝，这几百年间，山西没有出过一个科举状元。在山西民间甚至还有“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这样的俗语。

而由于太/祖的出现以及几代晋王府对太原城的治理，这一切都在无形中加快了晋商的发展。晋商家族讲究代代相传，聪明的后辈自小就被培养着继承家业，悟性一般的才会被送去读书，自然也就很难读出什么结果了。

当然，在当今圣上以晋王之身成功造反之后，不少有远见的山西人们又重新燃起了对“功名”二字的渴望，并且理所当然地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自己的下一代之上。可以说，如果王谨再晚几年参加科考，那他要面对的一定是要比现在激烈几倍的竞争局面。

虽然如今的山西那股“重商轻文”的风气还没有完全散去，这或许会让王谨科考之路的前半部分轻松一些，但想到那些自幼被文气熏陶，能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江南才子，想到那些京城里从小耳濡目染，有名师教导的世家子弟，王谨实在是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也完全不觉得自己有天赋、有见识、有金手指，碰上他们就一定能稳赢。

因此，自从开始启蒙之后，王谨就从没松懈过一日。

除了齐秀才给他布置的功课以及每日一篇文章的惯例，他还会自觉地给自己追加额外的作业。偶尔的放松，也要么是在练字画画，要么就是在读史下棋，每天的时间表都排得满满当当。

可王谨也并不觉得有多辛苦。上辈子只能被困在病房里，这辈子有机会创造自己的价值，他当然要付出全部的努力。要么不做，做就一定要做好，这向来都是王谨的原则。

幸运的是，在大量阅读了后世的科考试题之后，王谨意识到，以齐秀才的水准，无论放在哪个朝代，拿一个举人都是完全没问题的，甚至连进士都有很大希望。像王谨这样一个蒙童，能碰上齐秀才这般水准的启蒙先生，那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

于是，仿佛是遇到了水的海绵，又像是掉进了米缸里的老鼠，在齐秀才的谆谆教导和数据库里大量真题程文的双重轰炸下，王谨写出来的文章有时连齐秀才都忍不住要拍案叫绝。

如今距离县试只剩下一个多月，王谨依旧坚持每日写一篇文章，每隔几日就送到齐秀才处让他点评，即使是过年那一天也不例外。

齐秀才从前也自认是一个极用功的人，可如今碰上王谨这样一个天赋极高，但却又极度自律的人，倒真是让他有些自愧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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